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尚一社区

 找回密码
 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discuz

社区广播台

查看: 13564|回复: 3

渐安区农民武装暴动遗址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20-8-21 10:39: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渐安区农民武装暴动遗址


1927年9月中旬,原中共常德地委委员、常德县农协委员长陈昌厚和共产党员廖顺之、谭青之等人,潜入家乡渐安区(今石板滩一带)。经过秘密串联和周密发动,在石板滩的山坳里召开千人以上大会,恢复渐安区农民协会,举行       农民武装暴动。暴动队火烧区公所,处死不法豪绅李白儿,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此后,陈、廖、谭等人带起40多名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潜入常德和桃源两县交界的黄叶岗山区,组成常德县黄叶岗农民武装自卫队。陈昌厚任党代表,谭青之任总指挥,赵文彩、段猷庭分别担任正、副队长。他们白天藏入山中,夜间下山惩豪绅、打团防,消灭敌人10多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队伍逐渐扩大至100多人枪,搞得渐安区的地主豪绅日夜不宁,四处逃散,也使国民党的“清乡”队不敢轻易在这一带活动。1928年4月22日,国民党常德县“清乡委员会”委员张芷青,派遣短枪排前往渐安区捕杀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这时,共产党员廖顺之正在石板滩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反“清乡”斗争。由于坏人告密,廖不幸落入敌手,当即被清乡队短枪排排长刘雪堂枪杀于石板滩荷花堰。湘西特委委员陈昌厚得此噩耗,立即从石门南乡赶回常德,带领数十名黄叶岗农民自卫队队员潜回石板滩,并组织当地农协会员100余人,举动武装暴动。自卫队员首先把刘雪堂捉住当场枪毙,接着烧毁了清乡队老巢刘雪堂的大院。随后,暴动队处决了刘和儿、吴驼子、唐家轩等劣绅。致使这一带的地方豪绅非常恐惧,逃避一空,造成了从未有过的赤色恐怖。


1.png

渐安区农民武装暴动遗址
    陈昌厚是大革命时期常德有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湘西特委委员兼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党代表,鹤峰、桑植苏维埃政府农民协会主席,湘鄂西苏区联县政府文化部长。1932年4月,在瓦庙集反围剿战斗中,他率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同敌人鏖战7个昼夜,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7岁

                        图片2.png                  
陈昌厚

     一、陈昌厚(1905.10—1932.4)  1905年10月出生于常德县渐安镇(今石板滩乡)莫家铺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陈嗣春,是个十分勤劳的农民,除耕种20多亩田地,还利用农闲时间做些饺子面条出外赶集;母亲彭氏,常年料理家务,闲暇织些土布,到市场兑换,生有两女一男,陈昌厚最小。
      陈昌厚从8岁起就跟着族师陈大鼎先生启蒙读书,1920年入人武洞小学堂就读。他学习勤奋,性格倔强,尽管离校七八里,从不因风雨而缺课,学校教师时常夸奖他。他从小就十分同情父母的操劳,每当学校放假,就跟随父亲下田干活,归得家来,又不停地帮助母亲做家务,父母亲非常疼爱他,邻里间也夸他是个“能文能武的好孩子”。
1923年夏,陈昌厚在人武洞小学堂毕业了,执意继续求学,便报考湘西最高学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本县的初试中,他以优异成绩名列榜首,由县知事公署举荐到省师范决试,而被取录,就读于第25班。
      省二师范设于常德县城,是湘西的革命发祥地,早有我党团组织活动。陈昌厚入校之时,正处谭延闿和赵恒惕两军阀在湘西南一带混战,学校进步师生声援长沙“六一”惨案的爱国运动的余波仍在荡漾,探讨救国救民的言论不时可闻,这使来自偏僻山村的陈昌厚大开眼界,逐渐地受到熏陶。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他开始学习《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陈昌厚独自在卧室里正拿着一本书读得入神,同县的进步同学张盛荣走近一看,原是一本《共产主义ABC》,又见他在日记本上写了“国乱当头,生灵涂炭,饥民饿殍,比比皆是,热血男儿,理当奋起”几句话,激动地扑向昌厚,称赞他是“有为的青年”。从此,两人成了挚友,张盛荣经常邀他参加“马克思学说研讨会”,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探求国家民族的出路。陈昌厚开始懂得:只有赶走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军阀;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同时也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形势下,一个青年怎能两耳不闻天下事呢?他再也不像在山村里那样只埋头读书了。
      1925年6月,常德爆发了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帝爱国运动,陈昌厚怀着极大的革命热忱,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游行示威时,他冲在学生队伍的前列,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英日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讨还血债,以雪国耻!”同时,他积极报名参加了“学生爱国行动小组”,带头冲进各大商行,查烧日货,惩处买办奸商。继而前往县城下南门,搭台演讲,声泪俱下,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呼吁爱国同胞不坐日本轮船,不吸英国香烟。几天之后,买办商人戴生昌的轮船停泊了,英商太古洋行的“哈德门”香烟无人购买了,连英日商人也无法买到中国的食物了。
      常德驻军胡念先旅部,为讨好英日帝国主义者,开始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倔强的陈昌厚,怀着极大的愤慨,决然邀集20多名进步同学,把运动推向农村,他们星夜来到灌溪、岗市等集镇,张贴标语,沿途宣传,动员群众反帝爱国,抵制洋货。不少商民,被他们的反帝怒吼声所唤醒,表示决不销售日货,周围的农民也被他们的宣传所感动,不断地发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常德”的吼声。陈昌厚觉得,农村中蕴藏着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只要把他们发动和组织起来,将造成淹没封建势力的汪洋大海,他开始萌发着组织农民爱国运动的念头。
      这年9月,新学期开始了,陈昌厚经张盛荣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转为共产党员,且担任了省二师范基层党团组织的负责人。第二年1月17日,共青团常德特别支部扩大为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同时成立了几个革命群众团体,根据陈昌厚的志向,推举他为农村教育社的社长。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时常带起一些进步同学,深入到常德郊区,了解农民的疾苦,帮助他们找到受苦的根源,唤起他们结成一团,对付地主老财,为尔后建立常德第一个农民协会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位从小只埋头苦读的山村青年,而今还哪顾学业的耽误呢?他已经是一心想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了。

    二、1926年4月下旬,中共常德特别支部报经湖南区委同意,扩大为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陈昌厚当选为执行委员,农运部长。5月初,组织上派他去广州,参加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有关农民运动的理论,多次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更加坚定了献身农民运动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之农村,乃无垠之苦海,农民在苦海中挣扎,我辈男儿,理当奋起搭救。
       9月,陈昌厚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归来,见到国民革命军已经攻占湖南,第八军教导师也已进驻常德,农民运动得以公开发展,他由衷地高兴,恨不得一下子把常德变成“赤旗的世界”,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全部葬入历史的坟墓。为造成农民运动的强大声势,他立即找秘密创建岩桥寺农民协会的共青团地委农运委员康序焕商议,决定集合岩桥寺和四官庙的农协会员四五百人,扛着农会旗帜,整队到常德县城和郊区游行,大造声势,兴起农村民主运动,向农村封建势力宣战。
     10月,陈昌厚发起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常德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且选派12名共产党员,充任县农运特派员,分赴全县9镇3乡推动农民运动,建立区、乡农协组织,不到一个月时间,全县各地树起了60多面农协旗帜,数以万计的农民集合在农协旗帜之下。
      然而,革命与反革命的争斗十分激烈,一伙国民党右翼分子和不法豪绅,极度仇视农民运动,伺机耍出反革命伎俩,暗遣爪牙万定球,窜到成德区(今十美堂镇)的门板洲,冒充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特派员,纠集不法豪绅,拉拢一批后进农民,拼凑一个假农会,同我农协组织分庭抗礼,进而挑起两派械斗,打伤我农协会员10多名。陈昌厚得知,怒不可遏,严正指出:“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较量,必须针锋相对,否则,农民运动何以开展。”他马上召集县农协筹委成员,商议对策,决定派张承忍等几名共产党员,前往门板洲,一方面组织那里的农会积极分子,向广大农民开展宣传攻势,揭露万定球的阴谋诡计,耐心教育那些受骗群众退出假农会,按地域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带领百余名农协会员,上县长公署和国民党县党部请愿,激起各界人民的支持。县府当局唯恐事态扩大,答应了农民的要求,拨款为受伤农民治疗,并将万定球捉拿归案。这场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右翼分子,对全县的农民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年2月中旬,陈昌厚把握时机,主持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根据省农协会章程,正式成立“常德县农民协会委员会”,代表们一致推崇他为县农协委员长。农友们的信赖,使陈昌厚十分激动,他发誓要做广大农民的卫士,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革命至死不回头。他带领9名委员举手宣誓:“国共合作,工农联合,赶走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宗法礼教,一切权力归农会”。他的誓言,很快地传到全县的每个角落,农民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全县12个区均建立了农协组织,乡农民协会发展到300多个,农协会员骤增到10万名以上,整个常德农村成了农协会的天下。陈昌厚是广大农民最信得过的领袖,一切都以他马首是从了。
     惩治土豪劣绅的斗争开始以后,陈昌厚以革命的胆略全力支持县特别法庭审判长刘泽远的主张,首先公审全县封建势力的恶霸杨仲达,将县农民武装直属中队交由刘泽远指挥,把杨仲达捉拿归案。公审大会那天,杨仲达的喽罗们纠集两三百名帮会歹徒,窜入会场,进行骚乱,并以重金买通县警备队部分官兵,荷枪实弹地卡住要口,图谋法场劫人。陈昌厚知道:处决不了杨仲达,就意味着惩治土豪劣绅的失败,此举非胜不可。他立即和刘泽远等人商定,调集到会的两三百名纠察队员,手持长矛大刀,控制会场中心,他坐在审判台旁,镇定自若,手握一支短枪,应付突然的变化。刘泽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杨仲达的罪状,“判处其死刑”的话音刚落,陈昌厚急令行刑人员将杨仲达拉下台去,就地处决了。一时间,会场上如沸如腾,吼声不绝,农协会员的斗争士气更加高昂起来,而杨仲达的喽罗们则哑然离散了。
     陈昌厚从不向恶势力低头。4月间,驻扎在常德的北伐军35军第1师的少数官兵,窜到灌溪、岗市一带,肆意掠夺农民的财物,诽谤农民协会,甚至侮辱良家妇女。当地农协会员义愤至极。与之抗争,酿成流血事件。师长叶琪乃官绅子弟,对农民运动素怀敌意,这次借题发挥,硬说“农民协会谋杀革命军人”,扬言“要血洗岗市”。陈昌厚闻讯,前往叶琪师部,义正词严地据理驳斥:“抢掠财物,侮辱妇女者,怎会是个革命军人呢?农民忍无可忍,与之抗争,怎说是谋杀呢?”驳得叶琪哑口无言。叶琪恼羞成怒,竟上投省府,反诬“岗市事件乃县农协会怂恿,非找县农协负责人算账不可。”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恐事态恶化,即派执行委员谢觉哉、熊亨瀚来常德调解,应允军方提出的免除陈昌厚职务的无理要求。陈昌厚为顾全大局,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北伐,愿委曲求全。他不计个人名利,继续深入农村,指导革命斗争,且着力组建区、乡自卫队,保卫已经建立的乡村民主政权,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受宠不骄、受挫不馁的高尚品格。

      三、1927年5月24日,常德突然发生反革命“敬日事变”,当天死伤革命群众600多人,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城乡,各级农协组织也被敌人摧毁了。形势的逆转使陈昌厚十分焦急,他决然潜回家乡——渐安区,领导那里的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转入地下斗争。
      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传到常德,陈昌厚、张盛荣等在武装暴动总方针的指引下,收集幸存的党团员,重新组织地下县委,领导革命人民反抗国民党的大屠杀。陈昌厚串连发动渐安区的农会积极分子,在石板滩的山坳里召开誓师大会,成立了渐安区地下农会,并当场处决了不法豪绅李白阶。陈昌厚还叮嘱骨干分子:官兵来了躲进山,官兵走了再行动,切忌硬拚。是夜,他派几名身强力壮的骨干,烧毁了国民党控制的渐安区公所,使反动派大为震惊。打这以后,他开始筹建地下武装,带起三四十名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潜聚于常德和桃源两县交界的黄叶岗山区,组成农民武装自卫队,白天藏入山中,夜间下山行动,暗惩豪绅,偷袭团防,劫取零星敌人的长短枪10余支,搞得边境的地主豪绅和国民党的团防大队日夜不宁。
     11月上旬,省委原书记彭公达来常德“改组常德县委,建立湘西特委”,陈昌厚被举为特委委员,负责农运工作。春节前夕,湘西特委根据中共两湖省委关于开展年关暴动的决定,派陈昌厚带领黄叶岗的地下武装,痛击常、桃边境的国民党团防大队,扫除我党活动的障碍。陈昌厚立即率队潜入桃源县境,与陈协平领导的武装自卫队汇合,乘夜夹袭驻扎在盘圹的团防大队。敌大队长伍兴权,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慌乱无策,败走县城,不少团丁弃械而逃,陈昌厚乘势捣毁敌人的巢穴,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银钱食物,黎明时带着这些战利品返回了黄叶岗,在山洞里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春节。几天之后,常德驻军出动一个营的兵力,前往“清剿”,陈昌厚却早已率队转移了,连人影也没有让敌人瞧见。
     春节后的2月下旬,湘西特委鉴于陈昌厚颇有斗争策略,决定派他去石门南乡山区,开辟农村武装割据。此时,刺骨的寒风正卷起鹅毛大雪,国民党军警又趁机搜捕我地下人员,且悬赏1000块光洋通缉他和刘泽远。陈昌厚哪顾这些?他化名朱德云,装扮成卖笔的行客,背着一个褪色的蓝布笔袋,偕同地下党员郭天明,踏着崎岖的山间小径,来到石门县南乡崇秀寺,很快与石门县委委员袁任远取得联系。28日夜,陈昌厚和石门县委的负责人,在福田乡的龚喜生家召开地下党骨干会议,他传达了湘西特委的指示,阐述了农村武装割据的道理,共同拟定了南乡武装暴动的计划。
     第二天,陈昌厚和郭天明等,踏着皑皑白雪返回崇秀寺,以卖笔作掩护,串连发动群众,秘密恢复那里的农协组织,发展地下党员百余名,建立起3个党的区委,自己兼任区委书记,具体地领导那里的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进行反清乡、反屠杀的革命斗争,而且还以区组建了一支地下武装暴动队,秘密制作刀矛,为大规模的南乡起义作好准备。
正在此时,常德地下党特派员廖顺之惨遭国民党清乡队杀害。噩耗传到崇秀寺,陈昌厚悲愤交加,他回想起廖顺之担任县农运特派员时,革命意志是那样的坚定,斗争勇气是那样的轩昂,反革命事变后马上转入了地下斗争,为保存渐安区的革命力量而出生入死。他决心要为廖顺之讨还血债,于是挑选了10多名精悍的队员,身藏武器,分散来到黄叶岗,当夜直闯灌溪寺,突袭国民党清乡队,活捉了清乡队员刘海棠、不法豪绅唐轩等3人,就地处决,并烧毁了清乡队老巢刘家大院。第二天,灌溪一带的农民奔走相告,都夸陈委员长浑身是胆,为老百姓除了大害。
     陈昌厚夜袭渐安区清乡队后,火速返回南乡,继续壮大武装队伍,筹划武装起义。5月15日,大规模的南乡起义爆发了,起义队伍分两路通过夏家巷,一举击毙大恶霸阎谷生,砍死团总梅春圃,处决国民党石门县党部清乡委员陈海秋,大获胜利。陈昌厚和石门县委负责人决议,将起义队伍编为“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随着队伍的发展壮大,湘西特委决定直接指挥这支武装,陈昌厚以特委委员身份担任了支队党代表。
陈昌厚担任支队党代表后,同支队司令佘策源并肩行动,着力扩充武装力量,扩大游击区域。至6月底,支队拥有六七百人枪,初步形成了以太浮山为中心的纵横两百余里的农村武装割据,陈昌厚的名声越来越大了。

     四、1928年7月,国民党调动五六千兵力,又会同5个县的团防大队,由教导师师长李人杰指挥,大举“围剿”太浮山。面对数以万计的敌人,陈昌厚果断决策:退出太浮山,分成若干小队,展开游击,凭借深山老林同敌人周旋。然而,当敌军逼过来时,投机革命的第二路指挥候宗汉,在光国山投敌叛变,多少革命战士死在他的屠刀之下,几个小队被他带路的敌军击溃,为时3个月的太浮山武装割据即告失败。
     陈昌厚带着一支队伍,越陡山,爬悬崖,好不容易才甩脱敌人,突出重围!他带着几十名幸存者,辗转来到石门县的磨垭山,恰遇贺龙军长的援军,他喜出望外,似乎从迷惘中又看到了前进的曙光,毅然跟随贺龙从事部队的政治工作,四处征战。
     1929年1月,贺龙率领工农红军一举攻克鹤峰县城,建立起湘鄂边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陈昌厚担任了苏维埃农民协会主席,夜以继日地发动农民组织起来,惩治土豪劣绅,减租退押,均佃分田。为肃清鹤峰境内的反动势力,他和苏维埃政府主席汪一夫率领农民警卫团,实行红色清乡,在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地消灭了以陆明卿为首的散落在农村的反动团防。
     5月,陈昌厚随贺龙进军桑植。驻扎在桑植县城的国民党保安团陈策勋部,闻风丧胆,逃匿他处。陈昌厚带起一支武装队伍和地方工作干部,乘势抢占了桑植城,立即建立了以他为主席、陈协平为副主席的苏维埃农民协会。他觉得:没有基层政权的建立,苏维埃农协会就是一座空中楼阁,政权就无法巩固。于是,他主持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了4个区革命委员会,领导那里的革命斗争,组织农民生产、支援红军。
然而,情况的陌生,给少数狡诈的豪绅以钻营的机会。洪家关的土豪谷楚才等,伪装拥护革命委员会,暗地扩充势力,妄图控制我红色政权。陈昌厚洞察其奸,立即发动那里的穷苦群众,揭露不法豪绅的阴谋诡计,清洗了以谷楚才为首的不法之徒,使那里的政权真正为人民所掌握。
     9月,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调集大军,“围剿”桑植苏区。红四军为保存势力,退出桑植,另辟据点。陈昌厚带领一个营的兵力,身先士卒地游击前进,直取五峰,俟湘鄂边区根据地形成,他仍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和根据地的农民运动。
    第二年4月,湘鄂边区特委与鄂西特委合并,建立了以周逸群为主席的联县政府,陈昌厚以其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担任了文化部长之职。他将苏区的进步青年组成几个文化宣传队伍,运用民间艺术形式宣传教育群众,保卫湘鄂西苏区,发展革命成果。当时编唱的《红军歌》,至今还在洪湖一带传诵,其歌词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团结成一心,个个肯牺牲。拿起枪炮和斧镰,临阵冲上前,要除尽军阀土豪和劣绅。所有反动派,不许留一人,没收土地和资本,分配给农民。”
    1932年4月,蒋介石飞抵武汉,任命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为“总指挥”,调集5个师和1个警备队的兵力,且配有飞机大炮,“围剿”洪湖苏区。当敌军从三路逼近湖北天门和京山两县交界的瓦庙集,苏区军民严阵以待,陈昌厚率领一支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扼守要口,决心击退敌人的进犯。
     战斗持续了7个昼夜,陈昌厚和红军指战员,拼死战斗,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敌人的飞机和大炮轮番轰击要口,瓦庙集的房屋化成了灰烬,青山变成了焦土,多少军民壮烈牺牲。敌人终于被击退了,根据地保住了,陈昌厚躺在阵地上,腿部在流血,胸部在流血,头部也在流血,他勉强地睁开眼睛,望了望站在他跟前的沾满敌人污血的战士,露出一丝微笑,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陈  敏

      1927年12月11日上午,黄天不停地垂泪,风神发出了悲鸣,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常德古城街道上,一队荷枪实弹的军警,押着一位满身伤痕的女青年,戴着铮铮发响的镣铐,向敌人的刑场走去。她就是常德县早期女地下党员、湘西特委交通员、人称“常德的红娘子”的陈敏。

     一、  1907.7——1927.12)  女,原名红君,乳名大姐,1907年7月15日(光绪三十三年古历六月初六)出生于常德县灌溪寺(今灌溪镇大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祖辈13代都在这块土地上帮工种地。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爷爷不满40岁就累死在地主家。陈敏出世,家无片瓦,更无立锥之地,父亲陈玉和,常年给地主做工,母亲刘秋英,带起几个小孩,靠租种地主的田和出门乞讨为生。漫说家里没有像样的衣被,连吃饭的桌子也是用石头堆砌的。
宣统末年,田老板怕佃户交不齐租谷,要先付押金后承佃。陈敏家哪里能够凑得齐相当一年租谷的押金呢?陈玉和不忍心让妻子儿女饿死,便从地主家跑了回来,挑起一担破烂不堪的衣被,带着妻子儿女,流浪到常德城,成年累月的沿街乞讨,用讨来的饭菜度活全家的性命,讨来的铜板就积攒下来。这时,陈敏才四岁,已是母亲沿街乞讨的得力助手了。
     1913年,陈敏的姐姐和一个哥哥,因身体瘦弱,经不起常年的风餐露宿,病倒在街头,几天之后就结束了年幼的生命。陈玉和与妻子悲痛欲绝,决心不在街头流落了,用积攒的一点钱在四眼巷租了一间破房,买了一担水桶,挑河水在大街小巷叫卖,妻子替人浆洗衣裳。陈敏刚满六岁,除照顾弟妹,还同母亲走东家去西家,收洗衣物,挣得几个钱糊口。
     陈敏10岁那年,开始入校读书,她能上学,真有一点机缘哩!四眼井旁有一所小学堂,陈敏见到那些小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心里羡慕极了,怎奈家里一贫如洗,自己也不敢提出上学,父母也不会答应,有时她呆望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小学生,眼泪一串串地流下来。一天,她站在教室窗外,聚精会神地听课,被一个好心的先生发觉了,问她:“你住在哪里,想读书吗?”年小的陈敏向那位先生投去希望的目光,没有说话,点了点头就离开了。时隔两天,陈敏去四眼井挑水,又被那位先生瞧见了,十分同情她,同她来到家里,劝说陈敏的父母让孩子识几个字,磨蹭了好半天,答应资助她的学费,她父母才勉强同意。打这以后,陈敏在学校里读书写字非常勤奋,在家里起早贪黑地做家务事,夜深了,还在替人洗衣,父母也比较欢心。班上的同学大都很同情她,时常送给她笔和本子,有的还送给她旧衣服,本来就生得很俊的小女孩,这样就更加俊俏了。
     1922年秋,陈敏在小学堂毕业了,父母劝她辍学,她执意不肯,便考入收费极少的常德女子职业学校,边学习文化,边学习织袜技术。然而,她的父亲身染重病,瘫痪在床,不仅不能挑河水了,而且起身都很艰难,一家6口人的生活仅靠母亲帮别人洗衣来维持,有了早餐没晚餐,父亲的病必然就听天由命了。年方16岁的陈敏,为一家人的苦楚,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她想:如果有一部织袜机,教弟妹织点袜子卖,或许不会受这样的熬煎。她把想法告诉了班上的同学,得到他们的资助,马上给她筹集了钱,买下一部织袜机。陈敏接过袜机,感激涕零,连忙把它搬回家,一边教弟妹织袜,一边精织成品,每晚坚持到深夜,困倦了,就用冷水洗洗头。因而,弟妹知道这部织袜机就是他们的讨饭机,日夜不停地操练,终于织成了袜子,在街头摆起地摊,每天能赚得几筒米钱,这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家庭,又有了一点儿生机。
    1923年夏,常德爆发了声援长沙“六一”惨案的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奴役,爱国运动的滚滚浪潮,冲开了陈敏的心扉。以前,她见到那些有钱人的孩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脸上就泛起一层愁云,责怪自己的命太苦了,怎么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呢?她满10岁那天,母亲央求主人预支一点洗衣费,给她做了一件漂白布单衣,作为生日礼物。她眼泪刷刷地流,对妈妈说:“妈妈,你不该生我。”一句话说得家里人都哭了起来。这时,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学生爱国运动的熏陶,她似乎懂得了,帝国主义者无情地掠夺,地主老财残酷地剥削,官府拚命压榨老百姓, 劳苦人民怎会不穷呢?她多么期望改变这种人欺人、人吃人的世道啊!
     陈敏所在的这个规模狭小、女生最多的职业学校,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打破过去的沉寂,发起成立了学生会,陈敏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她懵了,同学们怎么选我这个衣衫褴褛的穷学生呢?难道是世道在开始改变吗?打这以后,她积极参加常德学生联合会发起的各种政治活动,成了学生运动中的一员猛将,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儿弱女子的痕迹。
      1924年,常德学生联合会发起组织非基大同盟,滕戴远任主席,反对外国传教士在常德传教。陈敏闻讯即起,带起数以百计的女同学,上街游行,张贴标语,唤起人们“不做洋人的奴才”“不做财主的走狗”“不做官府的帮凶”。然而,学校当局那些依靠恶势力过日子的人,对陈敏的行动恨之入骨,借说她旷课太多,要开除她的学籍。陈敏愤然离开学校,凭着织袜技术,进达人织袜厂做工。几个月过去了,陈敏的父亲已经病逝,母亲仍给别人浆洗衣裳,弟妹们成天守着那部旧织袜机,加上她的工钱,顾得吃的又顾不上穿的和用的,连多租一间房子也无能为力,这苦难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她目睹着那些达官贵人的巧取豪夺,老爷绅士的卑鄙行迹,贫苦人民的悲惨遭遇,更加使她看清了社会的黑暗,更加增添了她的仇和恨,在她的心里不时涌起反抗统治阶级的狂澜。她想:我不能成天守着这部织袜机,逆来顺受,要加入学生的行列,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及其走狗,决心继续读书去!
     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是湘西北的最高学府,是常德历次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祥地。这年6月,省二师范的校园里, 又首先燃起了声援“五卅”惨案的革命怒火,烧得外国商人和买办资本家惶惶不可终日,到处可以看到焚烧“洋货”的硝烟,远近可以听到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走狗的吼声。陈敏要到这个熔炉里来锻炼,已是她多年来的愿望。她打听到分配给常德县报考的名额已满,母亲劝她打消这个念头。她是个好强的人,怎会就此甘休呢?一夜未眠地思索着。第二天清早,她毅然奔赴安乡姨父家,托人出证,以安乡籍学生报名,考取了省立二师附属预备班,一年后即可转入师范班。她跨进学校的门,就被很多的新鲜事吸引了,有的同学在一起谈论革命道理,有的同学在一起争论声援“五卅”惨案的成败,还有的在课余时看一些进步书刊。有些同学认识她,知道她是原先的陈红君,为进入二师而改名陈敏的,很亲善地接近她。她向同学借了《新青年》《向导》《唯物史观浅谈》等等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读着,思索着,逐渐地使她懂得了一条真理:为要图生存,只有推翻旧世界,建造新世界。

     二、1926年2月,广州国民政府即将挥师北伐,处在反帝反封建前哨的湖南,这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中共湖南区委派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员彭惟生来到常德,在中共常德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指导开展工人运动。一天,彭惟生和袜业工人胡梅初来到陈敏家,把组织袜业工会的想法同她说了。当她知道彭惟生是省里派来的工人运动特派员,领导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她全身的血几乎沸腾起来,紧紧抓住彭惟生的手,情不自禁地说:“穷人不能永世万代做牛马了,要做人。”她想,织袜业大都是一些女职工,没有领头人,如何斗得过资本家呢?于是,她决然离开学校,重返达人织袜厂做工,按照彭惟生的嘱意,与胡梅初一道每晚挨家挨户地发动工人,几天的功夫,就把数以百计的袜业工人组织起来了。一天上午,陈敏把工人聚集在厂房里,正式成立袜业工会,胡梅初和陈敏被推举为工会的委员长。资方张经理没听到工人开动机器,且吼声震耳,气冲冲地闯进厂房,一见这种情景,吓得倒退三步,还哪里敢催工人开机呢?陈敏走上前去,把张经理拉到台前,对他说:“我们织袜工人成立工会组织,互助互济,共谋福利,你大概不会反对吧!”张经理被这突然袭击,搞得束手无策,只好连声说:“拥护,拥护”。说罢,急忙离开了厂房。
     张经理是个十分狡诈的人,“拥护工会”只不过是掩耳盗铃,他回到家里,一声不吭地打起他的盘算来,且咬牙切齿地说:“陈敏那个黄毛丫头,也想造反了,老子要看她有什么好下场。”没等几天,工厂的门前竟然贴出一张通告,规定工人每天加班两小时,还借说工厂亏损太大,计划解雇一部分工人。陈敏看了,怒火满腔,跑到经理室,严正指出厂方的恶劣行径。张经理不仅不改变态度,反而诬说陈敏怂恿工人胡作非为。
陈敏气得脸上发紫,一口气跑到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找到了党的组织和特派员彭惟生,把厂里发生的事情作了详细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同姓张的斗争到底。当得到领导的同意后,兴冲冲地回到织袜厂,与其他工会负责人分途发动工人。第二天,全厂工人罢工了,抗议资方增加工时、克扣工资、无理解雇工人,并响亮地喊出“不做工厂的牛马, 要做工厂的主人”的口号,提出劳资双方共同管理工厂。省二师范为主体的学生联合会,也发出了声援。
张经理见来势很凶,慌了脚手,连忙去请驻常军队进厂弹压,又哪知军队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劝他向工人让步。这个狡猾的狐狸,情知硬的一套不行了,表面上向工人妥协,暗地里耍出另一种花招,把购置的新织袜机全部收藏起来,且借口无钱付给工人工资,卖掉一些机器,妄图使部分工人无法从业而自行离去求生。
     这套鬼把戏怎能骗得过机智勇敢的陈敏呢?她和共产党员胡梅初反复运筹,一面派员查找机器的踪迹,一面耐心地做张老板的小老婆苏月华的工作。苏月华原是达人织袜厂的女工,由于她生的美貌多姿,引起了张经理的垂涎。一年前,张托人做媒,想娶她为妾。苏月华的父母本想拒绝,考虑到家里十分贫困,还靠她挣几个钱帮助家里养活弟妹,一旦女儿离开织袜厂,到哪里去找生路呢?只得不顾女儿的反对,答应了这门亲事。苏月华经过陈敏的启发教育,闷在心里的怒气,像激流似地倾泻出来,表示要堂堂正正的做人,并向陈敏提供了织袜机可能收藏的地方。胡梅初和几名工人根据苏月华提供的线索,终于找到了机器。他索性将计就计,利用这批机器另设厂房,安排一部分工人操作。张老板的阴谋败露了,成了过街的老鼠,只好答应劳资双方共同管理工厂。
     达人织袜厂工人同资方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全城工人的斗志。陈敏的胆识在各业工人中传开了,说她是“明朝红娘子投胎”。共青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对陈敏的革命胆量非常佩服,引导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她指点革命的策略,介绍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袜业团支部书记。不久,胡梅初又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常德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这年5月,常德城里爆发了反对苛捐杂税的工人运动。当时,官府拼命搜刮民财,名目繁多的税捐,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连工人的微薄工资也要交付“所得税”,使得工人无以为生。陈敏闻讯即起,发动袜业工人配合行动,组织一支妇女宣传队,走向街头,用文艺的形式,诉说工人的苦楚,声泪俱下,得到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县知事公署十分惶恐,连忙派人调停,答应取消工人的几种不合理的税捐。工人们喜笑颜开,都夸奖陈敏足智多谋,为这场斗争的胜利出了大力。县知事熊兆贤每当提到陈敏,就咬牙切齿,可又把她无可奈何。
这年7月中旬,国民革命第八军教导师进驻常德,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农民革命运动公开发展起来。陈敏早就盼望的一天来到了,高兴的劲儿无法形容,恨不得生出一对革命的翅膀,在天空中翱翔,把所有的乌云驱散。不久,胡梅初被调任县农民运动特派员,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找陈敏谈话:“组织上准备要你担任袜业党支部书记和工会委员长,你有这种胆量吗?”她毫不犹豫地说:“只要是为穷人翻身解放,千斤重的担子我也敢挑。我是党的人,一切由党来安排。”
     陈敏挑起两副重担,带着一批青年女职工,同封建势力作斗争,成了袜业工人中一呼百应的领头人。秋天到了,中共常德地委和国民党常德县党部,给袜业工会下达了为北伐军战士赶织冬袜的任务,她二话没说,跑到织袜厂房,向职工们宣讲:“北伐军为我们赶走了军阀,我们要为北伐军赶织冬袜,支援他们,就保卫了我们。”说罢,她带头坐上机座,夜以继日地赶织袜子,连饭菜也要妹妹送来。职工们被她的行动所感动,谁也不愿先离开厂房。她为革命实在太累了,身体一天天消瘦,有人劝她休息,她却说:“我的命早就不属于我了,还顾它干什么?”她那一心为着穷人翻身的斗争精神,就像一团烈火熊熊地燃烧着,甚至不顾烧灭自己。她情愿让家里的弟妹忍饥挨冻,把自己所挣工资的大部分用于活动经费。组织上知道了,便派员给她家里送去一点钱,她执意不收,恳切地说:“家里人少,困难容易解决;团体人多,困难也大得多。如果只顾家,我就不得加入共产党。”一句朴实的话,表达了她那颗对革命纯真无瑕的心。
      这年冬天,苏月华眼看着厂房那些女职工衣衫褴褛,冻得直打哆嗦,便劝说丈夫张老板要顺应形势,为工人着想,在厂房设几处碳火,给每个工人发一件棉衣御寒。张老板不仅不听妻子的规劝,反而把她打得鼻青脸肿,还骂她是“穷骨头,败家子”,经过陈敏反复启发教育的苏月华,总算看清了丈夫的毒狠心肠,豁出命来同丈夫大吵,揭发他的所作所为。陈敏知道了,火冒三丈,闯入张家,痛斥张的“夫权至上”、与大革命唱对台戏的错误行为,搞得张老板理屈词穷。全厂职工闻讯,纷纷为苏月华鸣不平,坚决要求工会找张老板算账。张老板惊恐万状,生怕把他推上批判台,便带起一些钱物,同大老婆偷偷地逃离了常德。这个忍辱两年多的苏月华自由了,热泪盈眶,拉着陈敏的手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学你同穷苦人永远站在一起。” 陈敏灵机一动,马上跑到县长公署,因苏月华被丈夫遗弃,为她申请了继承固定资产的合法权。苏月华在大家的信任之下,以资方代表的身份公举她担任织袜厂厂长。由此,达人织袜厂真正成了劳资互利的工厂,为全城的厂家树立了革命的典范,促进了城市的工人运动。年仅19岁的陈敏已成为当时常德的传奇女英雄了。
      1927年5月上旬,中共常德地委和共青团常德地委,与县农民协会委员会,联合举办“红五月”宣传周,进一步宣传发动农民,彻底摧毁农村封建势力,保卫乡村民主政权。陈敏觉得,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到农村大革命的前哨去战斗。她几次申请,得到组织上的同意,带起一支妇女宣传队,来到灌溪老家,同那里的农会积极分子配合起来,拉开宣传战幕。有一次,她在岗市宣传讲演时,含着泪水说:“农友们,以前,哪个把我们当人看,我的父亲陈玉和,在这里几时过过人的生活!他早就累死了,连安葬的地方也没有。我们只有携起手来,把满腹苦水汇在一起,淹没掉那种吃人的社会,天下该是我们的天下呀!”在场的会员听了,无不为之感动。土豪周某,听说宣传队的队长,是长工陈玉和的女儿,是城里有名的“红娘子”,猜想是报仇来了,吓得魂不附体,连忙跑到农协会向陈敏请罪。陈敏义正词严地说:“难道我是为报仇而来吗?我是为唤起农友擦亮眼睛,不准你们这些土豪劣绅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至于你该如何处置,那是农会的事。不过我要喊醒你,靠吃人肉喝人血过日子,是会短命的。”说罢,又带起宣传队伍出发了。在她宣传过的地方,更加燃起了破除神权、族权、夫权和斗争土豪劣绅的革命烈火,推进了农村反封建的热潮。

      三、正当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时候,窃居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叛变了革命。1927年5月24四日,常德发生了反革命事变,国民党的屠刀向人民砍来,无数革命者惨遭杀害,湘西重镇顿时成了一片血雨腥风。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陈敏决心不后退半步,要在风雨中搏击。事变后的第二天,她化装成走亲戚的农家女子,混过敌人的岗哨,从灌溪回到城里,隐蔽在袜业女工之中,将袜业工人化整为零,一面组织她们继续生产,一面隐蔽的同敌人斗争。她见到城内几处贴出谩骂共产党是“洪水猛兽”的标语,怒气难消。当夜,她邀集两名党团员,仿效标语的字体,用同样的纸写下“国民党”三个字,准备若干张,凌晨两点,她们潜往标语处,将共产党三个字盖住。第二天,那些标语都变成了“国民党是洪水猛兽”,引起全城人民的轰动和嘲笑。国民党军更是大惊失色,连忙出动大批士兵,分途撕掉标语,生怕上锋知晓。
      8月中旬,我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到了常德,隐居在三板桥的中共常德地委组织部长张盛荣和团地委书记李芙,决意出城收编同志,恢复党团组织。陈敏等地下党员,掩护张盛荣往北门外正阳宫庙内,成立中共常德县委。书记张盛荣见陈敏机智勇敢,安排她担任县委地下交通员。这副担子真不轻啊,稍有疏忽,不仅牺牲自己,党组织也可能遭到破坏。她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神出鬼没,每次都出色完成了联络任务。10月上旬,县委决定城内举行一次工人暴动,并组织附近的农民武装赴城策应。逆料敌军已有察觉,防范甚严,无法行动,一旦农民武装赴城,将会造成惨重牺牲。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陈敏带着县委停止暴动的密信出发了,她巧妙地化装成一个卖鸡蛋的农家闺女,拖着长长的假辫,身着一套古板的女服,穿起一双绣花布鞋,戴上她母亲的一副铜手镯,将密信藏在一支空蛋壳里,提着篮子,腼腆地走近哨卡。哨兵嘻皮笑脸凑近陈敏,草草地看了一下篮子里的鸡蛋,卑劣地摸了摸她的身上,说了几句下流话,就让她过去了。他们那里知道眼前卖蛋女,就是国民党要捉拿的“红娘子”呢?她把信按时送到了目的地,第二天晚上又顺利地回到了县城。
     这年11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改组常德县委,建立湘西特委,陈敏继续担任特委地下交通员。中旬的一天,特委派她迅即将一份紧急文件送往安乡,她把文件缝在衣角里,月夜兼程,来到安乡县城,想方设法找到了安乡地下县委。就在返回常德的途中,秘密设在泮池街4号的共青团特委机关被敌人破获了,化装成传教士的共青团特委书记李芙被捕了。特委领导十分担心陈敏的安危,立即派员在她回归的路上等她,准备将她转移到武汉去。

    四、 陈敏哪里知道城里发生的一切呢?11月31日凌晨,陈敏回到家里,母亲把事情告诉了她,要她马上离开。她急忙收拾东西,准备出城。忽然闯进十几名国民党便衣,凶神恶煞地把枪口对准了她:“红娘子,这下跑不掉了!”将她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押到县长公署,不问青红皂白地关进了监牢。
     阴险狡诈的敌人,从陈敏身上大做文章,想从她口里得到地下党活动的情况。县长杨定华提问她:“陈红君,红娘子,久仰久仰,今日相见,果然一表人才,你这样作,何苦啊!”陈敏回答干脆:“谁为穷人造福,我就跟着谁走。”敌人的软硬兼施,怎能动摇陈敏一颗钢铁般的心呢?面对敌人的各种残酷伎俩,她不仅没有吐露丝毫真情,而且假造了很多名字,甚至把几个对抗工人运动的工厂头目,也说成是共产党员,扰乱敌人的“清党计划”。
     一天晚上,国民党县党部要陈敏带路,去抓她供出的那些人。她将计就计,带着一队军警,从城内跑到城外,从大街转到小巷,时而把他们带到被国民党杀害而家人已经离开的革命同志的住处,时而又带他们去抓对抗工会的封建小把头。路过地下人员隐藏的地方,她故意找军警大声说话,暗示同志火速转移。最后把他们带到国民党县党部清乡委员张惟善家,搞得他们面面相觑。领队的军官全明白了,这哪里是带路抓人?而是通风报信。他们像野兽般地扑向陈敏,扒下她的棉衣,抡起皮带就打。一条条血痕染红了她身上的白衣,她昏过去了。第二天,陈敏渐渐地苏醒过来,已经躺在熟悉的监牢里。她的衣服已经同血肉粘连在一起了,她咬着牙把它撕开,然而钻心的疼痛,没有使她流出眼泪,却露出微笑。
      几天之后,严刑审讯陈敏开堂了,审判官就是国民党县党部清乡委员张惟善。张惟善被陈敏戏弄之后,咬牙切齿,恨不得把她一口吞噬。开始,他压低嗓子说:“红娘子,你从实招来,特委机关在哪里?张盛荣、陈昌厚、刘泽远在哪里?”陈敏瞥了张惟善一眼,镇定自若地说:“你同共产党共事一年多,昼夜相处,何必问我这个织袜女工呢?”一句话说得张惟善张口结舌,只好撇开话头说:“你年纪轻轻,日夜同男人混在一起,成何体统,简直是禽兽一般。”陈敏冷笑一声,反唇相讥:“我们在一起是为了争自由,你纵容女儿张孝武同达官贵人鬼混,那为什么?要说禽兽,这才是禽兽哩!”站在旁边的警士禁不住笑出了声。张惟善狼狈不堪,拍案大吼:“给我打!”陈敏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任凭敌人用什么刑具,也不管什么时候见到死神。
     陈敏躺在牢里,牢友们为她揩掉血迹,望着她直流泪。陈敏睁大眼睛对她们说:“姐妹们,不要哭,你哭,敌人老以为怕他,不怕死的人就什么也不怕了。”忽然,牢门开了,陈敏的母亲探监来了,只见母亲泣不成声。她知道母亲探监是国民党玩的鬼把戏,不等母亲开口,便对母亲说:“娘,你苦了一世,我对不起你,只有来世报答你的养育之恩,闹翻身是要死人的。”刘秋英抱着女儿痛哭不已,说:“你的事你自己作主,娘不勉强你,那些狗逼我,我不怕。”
    2月11日上午,一队军警把陈敏从牢里拖了出来,押向刑场,才满10岁的妹妹陈炳仁,跟在后面,放声哭喊:“我要姐姐,我要姐姐!”陈敏从容地脱下棉衣,递给妹妹,亲切叮嘱:“好妹妹,不要哭,好好照顾妈妈,姐姐会回来的。”街道上的人知道了,纷纷跑来,挤在街道两旁,目送着这位红娘子归天。几个士兵,想要脱光陈敏的上衣,陈敏拼命反抗,沿街的人也骂他们不通人性,他们才罢手。陈敏拖着两条受伤的腿,一步一移地来到小西门刑场,转身说:“我不是龌龊而死的,是为自由而死的,值得!”敌人拉她跪下,她竭力挣扎,并说:“人怎么能给畜生下跪!”她盘腿而坐,仰望蓝天,视死如归。刹那间,敌人的枪响了,年仅二十岁的陈敏倒下了,她的眼睛始终没有闭着,在看什么呢……
廖 顺 之
     1928年4月22日(即农历三月初三)下午,在常德县渐安区(今石板滩一带)荷花堰的路上,10多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清乡队员押着一位身材魁梧满身伤痕的青年,他虽被五花大绑但昂首挺胸,怒目圆睁,恨不得用全身的怒火把旧世界化为灰烬。他就是大革命时期党组织派往四贤区的县农运特派员、共产党员廖顺之,当被解到荷花堰一个茶馆旁时,忽然一声枪响,这位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被敌人杀害了,年仅22岁。
廖顺之(1906—1928.4)  又名廖维良,常德县灌溪(今灌溪镇富强村)人。1906年春,其父从广西告老还乡,路经长沙时他出生了。家里可谓官宦门庭,祖父曾做过清朝的广东小官,伯父廖先松曾任两广抚台。其父廖先镇为清末武举,还乡后在灌溪买下几十亩良田,兴建了楼阁,乐享田园,在当地可称之为“小康之家”。廖顺之幼年,父亲就教他读书写字,后入私塾就读,1918年考入五里冲小学堂。他聪明伶俐,酷爱读书,人们都夸他“有过目不忘之能”,将来一定有大的出息。
1923年春,他父亲托广东好友雅教师送他到美国人创办的德山教会学校——峻德中学读书,在此期间,他刻苦好学,品学兼优,尤以英语成绩最佳。该校校长见他才气过人,又长得十分俊秀,欲将其女许以为妻,雅教师也从中说合。廖顺之本对美国人在常德的所作所为非常厌恶,怎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呢?他断然拒绝了。
廖顺之踏入峻德中学后,常德的民主爱国运动如春潮般地高涨起来。1923年春,武汉发生了“二·七”惨案,长沙各界爱国人士,尤其是学生,奋起声援,一股反帝怒火在省城熊熊地燃烧起来。然而,湖南军阀头子赵恒惕认贼作父,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实行横蛮镇压,酿成了“六·一”惨案。常德的进步学生,闻讯而起,与进步工人一道,声援长沙的爱国运动,抗议军阀的暴行。廖顺之出自爱国热忱,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他受其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阅读进步书刊,靠拢进步组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逐步在他脑子里扎下根来。不久,常德声援“六·一”惨案的学生运动,竟又遭到驻常军阀唐生智旅部的血腥镇压,死伤多人,这场斗争被迫中止。顺之目睹着军阀的凶横,心中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加深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刻骨仇恨。
1924年底,常德的爱国学生在我党团组织和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一场反对外国人在常德传教的斗争又兴起来了,成立了“非基督大同盟”,他们走向街头,呼吁广大爱国者行动起来,反对外人用宗教奴化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廖顺之心里明白了,美国人跑到常德来办学,还会有善良之心吗?他想:我是中国人,怎么听任它们的摆布呢?怎能听任它们毒害呢?他毅然离开了峻德中学,回到家乡,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活动,唤醒人民起来斗争。然而,他们的正义行动,却遭到了在唐生智部担任连长的大哥廖维生的反对,多次对顺之说:“你不要迷信你的那一套了,革命革命,明天你的脑壳都要革掉的。”兄长的指责和阻止,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他仍然坚信自己的革命信念,理直气壮地对其兄说:“你与我志不同、道不合,你搞你的,不要管我的事!”廖维生恼怒地说:“那好,从此我们不存在兄弟关系,你就莫回这个家了!”廖顺之满不在乎地回答:“这有什么了不起!”说罢,他拿起衣服行李离开了家,同一些进步同学从事革命活动去了。
1925年6月,古城常德爆发了声援“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民罢市,他们走出学校和工厂,举行示威游行,查烧日货,惩处买办商人,他们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从此,常德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起来,人民的斗争热潮更加高涨。廖顺之从乡村赶到城里,积极投入斗争,并参加了查烧日货的行动小组。在这种斗争的熏陶下,他更加坚定了马列主义的信念,坚定了革命的人生观,他决心朝选择的这条革命道路走下去,走向赤色的世界,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26年7月,北伐军进驻了常德,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结束了封建军阀的统治和争夺。这对于恨透了封建军阀的廖顺之,该是多么高兴啊!他迫不及待地从长沙回到常德,找到了我党团组织,要求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为把劳苦农民救出苦海而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不久,他经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农运部长陈昌厚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10月,地委农运部长陈昌厚领导成立了“常德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为了加速全县农民运动的发展,先后派出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分赴各地,领导农运工作,顺之被派往四贤区(今镇德桥一带)发展农民运动。他觉得这是党组织对他的信任,也是自己的愿望,决心把四贤区变成农民的天下,叫地主豪绅从作威作福的宝座上跌滚下来。他来到四贤区,以县农运特派员的身份,组织部分进步青年,将地主豪绅施展伪善的封建会道门“同善社”的房屋划归公有,在屋前竖起“四贤区农民协会筹备处”的牌子。几个豪绅见状,情知大事不好,非常恼怒,多次找顺之交涉,说:“教堂是教徒祈祷的场所,不可亵渎”。顺之冷笑着说:“你们信善,做了多少善事?农民没饭吃,你们的善心何在?口头信善,实际信恶,难道这不是最大的亵渎吗?”刚劲有力的简短几句话驳得豪绅们张口结舌,无言以答,悻悻而去了。“同善社”教堂周围挤得满满的围观群众,向顺之投去敬佩的目光,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吃了豹子胆”,有的说他“有遍身的武艺”,还有的老人玄妙地说他是“洪天王的部将下凡”。有些向往民主的青年农民,壮着胆子跑到顺之身边,围着他,向他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一起干,你领头!”人群中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吼声,人们久久地不想离开。顺之凝望着他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连连向大家点头示意。他想:四贤区的农民多么盼望翻身啊,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豪绅多么地仇恨啊,我能不带领他们好好干吗?!我要组织群众把四贤区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廖顺之在四贤区开始活动了。他按照县农协筹备委员会的部署,一边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一边发现和培养农民中的进步分子,建立党团组织。他带领殷麦秋、谭世杰等10多名进步青年,走村串户,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动员他们组织起来同恶势力作斗争。农民经过发动,觉悟到:“财主要我们当牛马,我们要做人”,于是四贤区各乡农民协会很快地诞生了。至年底,顺之指导成立了“四贤区农民协会”,由殷麦秋担任委员长,李镜湖任副委员长,谭世杰、丁为湘等为执行委员。它像一支火炬,点燃了全区的革命之火,农协旗帜很快插遍了整个四贤区,初步地形成了乡村民主自治的崭新局面。与此同时,顺之着力从农会骨干中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四贤区党支部,由他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农运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成为农民运动的中流砥柱。
为了维护地方治安,保卫乡村民主政权,监视土豪劣绅,廖顺之又着力组建农民纠察大队,乡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纠察中队,在全区卓有成效地创立了农民武装,得到了中共常德地委和县农协筹备委员会的赞许。
1926年12月下旬,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会议的各种决议,使廖顺之的心更明了,领导农民运动的方向更清了。他以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多次组织农民集会,破除封建宗法思想,猛烈地冲击那里的封建势力。他根据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决心把妇女发动起来,投入农村反封建斗争。于是,他部署各乡农民协会,为妇女的翻身解放大造革命舆论,张贴“反对社会歧视妇女”“坚决实行男女平权”等标语,号召妇女冲出闺门,走向社会,投入斗争行列。进步的青年妇女,在廖顺之的动员教育下,很快行动起来,带头剪发放足,带头破除神权、族权、夫权,并积极加入农民协会,同男人们一道闹翻身。廖顺之已成为她们公认的农民领袖了,一切以他的马首是从。
1927年1月,周士区的不法豪绅,勾结国民党区党部中的右翼分子,妄图颠覆农民的民主政权。土豪刘廷桢之子刘树华,在北伐军中充任副团长,闻其父受到了农协会的冲击而恼羞成怒,回到家里,伺机捣乱。他在农民中散布谣言,说什么“省政府决定农民协会要由国民党领导”,诬蔑周士区的农协会员“是一些无恒业恒产的游民”等。并利用宗教关系,拉拢后进农民,在农协组织中制造分裂,致使周士区农协会濒于瓦解。廖顺之奉县农民协会指示,迅即带领400多名青年会员,奔赴周家店,支援那里的斗争。当国民党周士区党部召开农民大会时,他们手执长矛大刀威武雄壮地闯进会场,向到会农民展开宣传,揭露国民党右派同土豪劣绅勾结一起,破坏农民运动的反动伎俩,那些受骗农民,纷纷离开了会场。敌人的阴谋被粉碎了,会员们都赞颂他有勇有谋,胆识过人。
这年2月,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四贤区的农民运动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仇视农民协会的不法分子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为要保住自己的财产,与国民党四贤区党部中的右翼分子相勾结,利用封建家族观念,拉拢后进农民,分裂农协组织,妄图把农民运动扼杀在摇篮里。顺之着急了,一时想不出很好的对策,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引起农民之间的冲突。3月,常德县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公审了全县最大的豪劣杨仲达,并判处了死刑。廖顺之的对策有了,他决意发动农会积极分子,严惩几个不法之徒,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灭一灭国民党右翼分子的威风。大豪劣陈道武,平日作恶不浅,民愤很大,农民运动兴起后又借助国民党四贤区党部的右派势力,对抗农民协会。顺之拿定主意,严惩陈道武,即派区农协执行委员谭世杰,带领农民纠察队,将陈捉拿归案。第二天,他以区农协会名义,通知各乡农民协会,带起会员来踏水桥张家祠堂前的大坪里,参加公审陈道武的大会。然而,有的会员听到一些风声,畏怯起来,敢于前来斗争的会员只有四五百人。顺之对区农协的骨干分子说:“我们的决心大,会员的胆子就大,他们不是怕那伙人兴风作浪,而是怕我们软弱无能。”大家听到他这么一说,个个摩拳擦掌,马上开始对陈道武公审,宣布了他的罪状,并处死刑。到会的会员和旁观的群众,欢呼起来,为他们出了多年来憋在心里的一口怨气。
陈道武被处死后,国民党右翼分子和不法豪绅,如丧考妣,含恨在心,暗地活动更加猖獗起来。国民党四贤区党部的欧阳畅,伙同陈道武的爪牙陈家帮,纠集一伙人,伺机将区农协执行委员谭世杰绑架到石公桥,说他是“杀害无辜”的凶手,是“破坏国共合作”的首恶,罪责难逃。顺之获悉此情,怒不可遏,立即带领数名农会骨干,奔赴石公桥,找欧阳畅评论,直驳得他哑口无言。欧阳畅见来者凶猛,又想不出什么借口,只好承认理亏,放出谭世杰。
欧阳畅被廖顺之问得理屈词穷,脸面不知放在哪里才好。群众也议论纷纷,说“欧阳先生奈不何20岁的特派员,面子丢尽了。”他更加恼怒起来,誓要将廖顺之赶出四贤区。同区农协会的较量,他岂肯罢休?虽不能控制区农协,也要招纳人马同区农协分庭抗礼。他指使国民党区党部的青年妇女委员王梅廷,利用王姓家族观念,收买了石公桥乡农协会的负责人王继荣、王培江等,然后又控制了附近几个乡农协组织,以石公桥为据点,同四贤区农协会相对峙。
廖顺之救出谭世杰后,料定敌人不会善罢甘休,将会施展其他阴谋。他组织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分赴各乡农协会,对骨干和会员进一步发动,准备着更大规模的斗争,要在斗争中求生存,求翻身。当闻欧阳畅指使王梅廷网罗势力,与区农协抗争,有些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意欲调集力量,同欧阳畅控制的农民对阵,尤其王姓农民。顺之劝告他们,要分清敌友,他说:“那里的农民同样受苦,一个命运,怎能皂白不分呢?倒不如将计就计,通过那里的农协组织,参加斗争王柏生的大会。”大家都觉得顺之的意见很好,几天后,顺之带领数百名会员,各个手执长矛大刀,浩浩荡荡地开到石公桥,将事先写好的公审豪劣王柏生的标语张贴出来,在桥北布下会场,即派农民纠察队员前往“王永盛商号”捉拿王柏生。欧阳畅等人见势不妙、暗遣王继荣报讯。王柏生闻讯丧胆,慌忙从店铺后门逃出,渡过小河,匿于高峰堰老家。其子王梅廷生怕王柏生步陈道武的后尘,托人说情,愿向农民低头认罪。顺之见那伙不法之徒欺软怕硬,索性用强硬手段追缉逃犯,唤醒那里的农民。于是,派出两支队伍,一路查封“王永盛商号”,另一路赴高峰缉拿王柏生。王柏生丧魂失魄,混在秧田扯秧的人群中,逃脱了一条性命。农协会未捉到王柏生,便将其老屋里所藏的几百担稻谷查封了,分给了附近穷苦农民。高峰受骗的农协会员,悔恨自己不该听从王继荣的唆使,他们从心底里呼出:“还是农民协会好”“还是廖特派员真正为穷人”。
四贤区农民运动的发展,确也是曲折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而复杂的。国民党四贤区党部中右翼分子的分庭抗礼被处理以后,另有一股庇护土豪劣绅的封建势力,就像一堆厚厚的冰块,冒出袭人的寒气,在那些地方久久不能形成革命的热潮。四贤区南八堡是大豪绅赵香甫长期把持的势力范围,后进农民还把他当成“遮荫的大树”,农民运动兴起后,赵氏暗地用钱粮封住了他们的嘴巴,受压榨最深的农民又不敢同他作对。顺之同区农协负责人反复筹划,决心乘惩处王柏生而燃起的革命烈火,把南八堡的那层冰块融化。这年4月的一天,顺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组织农会骨干数十人,前往赵家坪,分途到各个村庄,揭露赵香甫长期以来坑害农民,愚弄人民的罪恶事实,使农民知道赵香甫不是他们“遮荫的大树”,而是他们“受穷的祸根”。农民纠察队按照顺之的部署,前往赵家大院,欲抓赵香甫问罪,打听到赵香甫已经逃走,便将其兄赵平阶捆绑起来,追问赵香甫的去向。赵平阶支吾其词,不愿实说。农民愤极,令他戴上高帽子游乡,声言要他替赵香甫顶罪。南八堡的农民开始觉悟了,赵香甫长期精心冻结的冰块开始溶化了,许多农民情不自禁地喊出“打倒土豪劣绅”“一心跟着农会走”的口号。赵平阶吓得魂不附体,生怕农协会把他押上审判台。廖顺之对那些顽固不化之徒,采取坚决打击。为惩一儆百,立即召开了1700多人的斗争大会,斗争了同农协会唱对台戏的不法豪绅陈堂甫,判处其死刑,并没收了他的家产。其他的地主豪绅也无可观望了,他们主动到农协会来认罪服罚,愿意接受农协会的裁处。
廖顺之在四贤区领导农民开展了几个回合的斗争,把土豪劣绅的气焰打下去了,贫苦农民扬眉吐气了。当然,廖顺之也成了他们公认的领袖。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正当农村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1927年5月24日常德城突然发生了反革命“敬日事变”,当天死伤革命民众600多人。全县的农民运动也遭到国民党和新军阀的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惨遭杀害,整个常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四贤区怎会例外呢?国民党区党部的右翼分子又张牙舞爪了,土豪劣绅又卷土重来。廖顺之决然带起那里的农会骨干,和其他坚定分子,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斗争。这年7月,县农协副委员长康序焕在周士区发起农民武装暴动后,廖顺之为之鼓舞,接踵而行,他同那些农会骨干串连一部分农会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行为,冲向踏水桥,张贴出很多标语和恢复农民协会的布告,声言要狠狠打击不法豪绅。有些豪绅听说廖顺之又恢复了农协组织,惶恐万状,不敢公开同农民作对了。
11月上旬,中共湘西特委委员陈昌厚在常桃边境组建了农民武装,准备同敌人刀枪相见。廖顺之早意识到在敌人的腹地活动艰难,遂于9月秘密离开踏水桥,潜往常(德)临(澧)、桃(源)交界的黄叶岗,找到陈昌厚,受命往雷家铺一带,秘密发展农协组织,扩大武装队伍,同敌人展开武装斗争。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1928年4月22日,早饭过后,廖顺之路过石板滩荷花堰附近村庄时,被国民党清乡队发现了,敌短枪排排长刘协棠率部将他捉住,捆绑起来,准备把他解往县城请功。行至荷花堰茶社,刘协棠又耍出新的伎俩,想从廖顺之嘴里得到陈昌厚的情况,勒索一笔款子中饱私囊。廖顺之大义凛然,痛斥他们的卑劣行径。这时,附近农民,闻讯大哗,直往荷花堰跑来。刘协棠见势不妙,将廖顺之拖到茶社旁的田间,朝他连放数枪后,慌忙逃进了县城。廖顺之倒下了,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他的鲜血洒在那片沃土上了!
然而,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正是他们的血,浇灌出了社会主义的鲜花,给人们带来了春天的温暖。廖顺之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常德人民心中。
周 锡 龄
1928年8月4日上午,黄天垂泪,大地生哀,南县县城的街道上,两名满身伤痕的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镣铐,被一群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军警押着,昂首挺胸地朝九都山刑场走去!沿街的人群,面带悲愤,目送着这两位年轻的屈死者离开人间。他们就是中共南华安特委负责人刘国富和周锡龄。
周锡龄(1905.2—1928.8)  1905年2月10日(即光绪三十一年古历正月初七),周锡龄出生于常德县灌溪寺樟树湾周家嘴一个农民家庭里。父亲周德林,承继祖业良田百亩,瓦屋一幢,苦心经营,家境颇为殷富;母亲沈氏,生有一女一男,秉性善良,成天在家料理内务。周锡龄作为周家独生儿子,父母对他自然是爱如掌珠,望子成龙。
周锡龄刚懂事的时候,眼看到很多衣衫褴褛的老人小孩,来他家乞讨,便呆望着他们,向他们投去同情的目光。有一次,一位老人站在门口乞讨多时,他父亲连声说:“没有,没有, 到别家去讨。”说罢,很不耐烦地回后房去了。周锡龄瞒着父亲,撮了一筒米给那位乞讨的老人,并催着说:“快走,快走,莫被我爹晓得了。”他父亲终于看见了,连声大骂:“你这个败家子,有什么用啊!”边骂边把他拖进屋,罚跪在神堂前,一面打,一面问:“你还偷不偷米?说呀!”年幼的周锡龄,觉得父亲太没有人情了,老是一声不吭,也不叫痛,把他父亲气得脸色发紫。
事情过去了,为这件事他问母亲:“那些人为什么要讨米?好遭孽的啊!”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田种,没有粮食吃,你外公小时也讨过米。”从此,他一见到讨米的,就对那些小朋友说:“讨米的都是像俺外公那样的人,是好人。”
1912年春,周锡龄刚满7岁,被父亲送到辽阳观,跟着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刘春阶启蒙读书,历时八载,读完了四书五经,深得刘先生的赏识,把他当成“得力的门徒”。刘先生曾受过辛亥革命的影响,有些民主思想,时常给周锡龄某些进步的教诲。有一次,他对周锡龄说:“孔夫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实未行其言,吾辈学子,须晓民乃国之本。”周锡龄总是聆听刘先生的教训,若有所思,他在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道:“他日学有所成,必定为民请命。”
他年仅15岁,父母硬逼他与同姓异宗的周大妹成婚。他迫于压力,只好听从摆布,但他从不与妻子同行,很少去岳父家做客,依然在常德县第一高等小学堂潜心攻读。
1923年春,周锡龄离乡别井,赴省城求学,考入兑泽中学。入校不久,长沙城里爆发了声援“二七”惨案的学生工人爱国运动,这使一向刻苦读书期待“他日学成”的周锡龄,大开眼界,大受教益。于是再不埋头读书了,开始接触社会,注意各种政治活动。他利用课余时间,随同几位湘西好友刘国富,杜修经等,走进工厂和码头,了解工人的现状。目睹着那些工人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劳动达十五六个小时,所得到的工资很少,难以解决家人的温饱,甚至还要遭到工头的打骂,他们的心里生起怜悯之情,怎么也不能平静。
几天之后,周锡龄利用学校出版《墙报》的机会,以其犀利的笔调,写下题为《世间何等不公平》的文章,在《墙报》上发表,无情地揭露了资本家的贪婪,诉说了劳工们的苦楚。他大声疾呼:“劳工的血,快要被吸血鬼吸干了,将要死去,让我们去救救他们吧!”
学校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负责人杜修经,和团员刘国富,热情地开导他,悄悄地把《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向导》等革命书刊递给他,对他说:“你看了这些书,可能会明白世间不公平的原因的。”周锡龄很高兴,躲在校园里阅读,边读边点头,觉得讲的很有道理,渐渐地解开了他心中的迷惑。
1925年6月,省垣学生工人声援“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如滚滚洪流,汹涌澎湃。锡龄再也按捺不住了,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出版墙报,张贴标语,参加集会游行,反抗英日帝国主义侵略,唤起人们同英日帝国主义经济绝交……
3月上旬的一天深夜,周锡龄和刘国富等同学,来到江岸,闪身爬上日商装满“洋货”的轮船,撬开四桶煤油,浇在“洋货”上,投去火苗后回到岸边。顷刻之间,只见船上火势熊熊,把江边照得如同白昼,睡在船舱里的几个日本商人,狂呼乱叫地抱头鼠窜,挣扎逃命。货物化成了灰烬,船板不时爆炸,队队军警跑来,也只能是望火哀叹了。周锡龄挤在人群之中,显现出从未有过的高兴,更加坚定了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几天后,他由刘国富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二年7月,北伐军攻占了湖南,以北洋军阀吴佩孚为后台的叶开鑫部败走,长沙的革命群众运动就像潮水一样的涌溢全城,打倒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吼声响彻云天。周锡龄再也耐不住了,他的血几乎沸腾起来,向学校团组织提出申请。决心弃学,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周锡龄的革命行动得到组织上的支持,10月底返回常德。当时,任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农运部长、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陈昌厚,与周锡龄同是常德渐安区人,又是小时的同学,两人见面,志同道合,胜过兄弟亲密。
陈昌厚问他:“老庚呀,回家乡有什么打算?”
周锡龄稍思片刻,拿起纸笔写下四句誓言:“桐生今日回家门,唤醒千万农奴心,反帝反封展鸿志,誓除天下不公平。”
陈昌厚看后,把周锡龄抱得紧紧的,然后说:“好,好,我又多了一员农运大将,现在就把渐安区交给你吧!”
几天之后,周锡龄以县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渐安区,马上组织已经建立起来的几个乡农民协会的会员,打着农会旗帜,在山乡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口号,沿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同时还组织一些青年农民积极分子,编成几个宣传队,四处演讲,使偏僻的山村顿时沸腾起来了。申请加入农会的农民络绎不绝,各地的乡农民协会纷纷建立,锡龄成了他们的一呼百应的首领。12月中旬,渐安区农民协会诞生了,都推崇锡龄为区农民协会委员长。
周锡龄的家庭,在周家嘴一带可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财主,他父亲眼看儿子当了农民造反的领袖,十分恼怒,成天在家里咬牙切齿,对锡龄的母亲说:“老子早就看透了,他是个败家子,悔不该让他出门读书的。他母亲也着急了,连忙要媳妇把他找回家,说是父亲病重。”
他父亲见周锡龄回到了家里,压住气对儿子说:“你放下书本不读,跟那些泥腿杆子闹,能有什么出息?”
周锡龄知道同家庭的斗争不可避免,于是说:“国家不太平,穷人受压迫,怎么能安心读书呢?”
父亲火了,厉声斥责:“你这样搞,就不是我周家的后代。”
周锡龄笑着说:“我而今是团员,是县农运特派员,是区农协委员长,早就不是周家的后代了。”直气得他父亲四肢发麻,两眼发呆。
他母亲和妻子从旁劝他:“你要为这个家呀,不要惹起你父亲生气啦!”
周锡龄严词答道:“如果不让守财的父亲生气,还配当农协会委员长吗?”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1927年2月16日,历时3天的全县农民代表大会闭幕了,周锡龄连夜率全区代表返回家乡,按照县农协会委员长陈昌厚的部署,迅即在全区范围内展开惩治土豪劣绅的斗争。他见到很多贫苦农民的子女无法上学读书,决意趁农民运动的东风兴办农村教育事业,在农会骨干上反复强调:“苦难的农民,不但要在政治上经济上解放出来,还要从文化上解放出来,摆脱愚昧和无知。”
原渐安镇镇长成明久,往日刮尽民脂民膏,作恶多端,当地农民无不切齿痛恨。周锡龄来到成明久家,对他说:“你往日为人,老百姓是有数的,区农民协会责罚你修建一所学校,将功赎罪。”老奸巨猾的成明久,无视农民协会的裁处,阳奉阴违,月余不见行动。锡龄怒不可遏,即派农民纠察队将成明久抓来,游乡示众,继而召开斗争大会,揭露成明久的种种罪行。成明久第一次尝到了农协会的威力,恐惧非常,害怕农民要他的命,只得向农民低头认罪,连忙要家人让出全部房子,交出部分财产,开办学校。农协会员们破天荒地见到豪绅向黑腿杆子哀求,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喜悦,纷纷跑到锡龄跟前,坚决地表示:“只要你带领我们干,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同地主老财斗到底。”渐安区的惩治土豪劣绅,由此而拉开了战幕。
这年3月,周锡龄由陈昌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培养军事干部,县农民协会决定派他去中央军校长沙分校学习。锡龄仗剑从军,心里十分激动,他觉得军人应以勇为贵,于是改名“周勇”,怀着远大的抱负,高兴地走进了军校之门,开始他的军事生涯。在入校的第一天,他在日记本上写道:“军人勇为贵,临危志不摧,为民除列暴,热血染征衣。”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的品格和风貌。他刻苦钻研军事技术,积极参加军校的各种政治活动,很快成为引人注目的学员。
就在军校开始实弹射击训练的紧张时刻,长沙发生了反革命“马日事变”,一时屠刀乱舞,血肉横飞。军校的校园里顿时动乱起来,右翼学员依仗长沙驻军为后盾,向左翼学员疯狂反扑,几乎刀枪相见。周锡龄临危志不摧,旗帜鲜明地痛斥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他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弟兄们,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人,总理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怎可同室操戈呢?”有些盲从于右翼分子的学员,觉得他说的在理,感到心亏,低着头走进了卧室。
那些右翼分子怎会放过周锡龄呢?他们唆使第35军驻长教导团,出兵进校抓人,以煽动造反的莫须有罪名,把周锡龄和部分战友抓去监禁起来,有个军官斥责他们:“你们这些青年人,胡里胡涂,参与两派斗争,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嘛!不然,就会被共党赤化。”锡龄心想:敌人必定会查出我是共产党,我不能白白地等着死,一定要设法逃出去,第三天凌晨,周锡龄乘敌不备,借去厕所而越墙逃出,暂避于省政府任职的堂兄周建秋家安身。
周建秋是个趋炎附势的人,对工农革命运动素有介意,“马日事变”发生,他完全倒向了国民党右派那边,对锡龄的处境抱着幸灾乐祸,他劝说锡龄:“你跟共产党走,无俸无禄,还有性命之忧,何苦呢?倒不如同我在省府当差。”一次又一次地逼着周锡龄答复。
开始,周锡龄不予理睬,后来实在听得不耐烦了,便冲着周建秋说:“人各有志嘛,怎可勉强从事呢?”周建秋再不吭声了,脸色也沉了下来,周锡龄思忖着:他在做什么文章呢?莫不是怕连累他,或是要秘密告发?锡龄打定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当夜就不辞而别了。
周锡龄逃离周建秋家,历尽艰险,一路上忍饥挨饿,到达了武昌,恰遇上几位志同道合的军校同学,确有说不出的高兴,何去何从呢?他们展开了一番争论,有的主张投靠武汉国民政府,有的主张找湖南省主席唐生智,周锡龄则提出异议:“我以为汪精卫不可靠,唐生智不会同蒋介石抗争到底,倒不如投到贺龙军长麾下。”大家觉得他的主张蛮有见解,颇表赞成,于是决然立时前往鄂东。锡龄等来到贺龙领导的第20军,政治部负责人周逸群见他们是中央军校长沙分校的学员,热情地欢迎他们,马上作了安排,周锡龄被分配到政治部工作。
7月中旬,汪精卫在武汉叛变了革命,奉命“东征讨蒋”的贺龙的第20军,移驻九江后而按兵不动了。周锡龄听到一些风声:贺军长已与共产党中央取得联系,另有决策。他期望再树一帜的日子早点到来,暗暗地重复参加军校时的誓言:“为民除烈暴,热血染征衣。”
8月1日凌晨2时,我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了!周锡龄随部队逼进南昌城,冲锋陷阵,臂上挂了花,也顾不上包扎。然而,在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挥师南下的途中、他所在的团队被敌人击散。周锡龄在重山峻岭中周旋多日,无法追上部队主力,决心返回湖南,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9月上旬,周锡龄辗转来到长沙,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共湖南省委。为加强南华安特委的军事领导力量,省委决定派他去南县工作,并嘱咐他相机策动驻守在那里的省防军第五师第一团的起义。
9月下旬的一天,周锡龄改名周金锐,扮成商人模样,只身来到南县县城。县城里驻扎着国民党省防军独立第五师师部及所属第一团,而国民党南县县党部和团防总局也坐镇在这个小小的县城,日夜出动军警,在城乡捕杀我地下人员,寻找我特委机关的踪迹。面对反革命事变后的白色恐怖,反动军警的疯狂,周锡龄无所畏惧,他强忍心中的怒火,秘密来到特委接头的地点东堤尾,会见了共青团特委书记刘国富,战友久别重逢,相互寒暄,心里十分激动,却又那么沉重。
刘国富把他拉到内室,向他介绍了南县的敌情,特委的情况与战斗部署,并嘱咐他说:“在严峻的情势下,必须高度提防敌人的破坏,这里不比前线打仗,切不可鲁莽行事,眼前就是要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策划武装暴动。”
“那我的任务是什么?”周锡龄问刘国富。
“你担任共青团特委委员,做军事工作,动员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活动。”刘国富把中共南华安特委的安排告诉了他。
周锡龄按照特委领导的嘱意,与南县乡村师范女学生段守义假扮成夫妻,在县城古松巷租了一间住房,以经商为掩护,开始了革命活动。
南县城郊的九都山,树林茂密,山水相依,是当时南县的风景区域,不少人到那里游览。锡龄和国富时常扮成乡村师范的学生,约集一些进步青年到那里去,向他们宣传中国的前途命运,人民的生死攸关,激励他们效法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救国家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使这些进步青年很快地投入地下革命斗争,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28年初,中共南华安特委根据两湖省委的指示,决定在南县发动年关武装暴动。特委书记杜修经安排周锡龄率一支武装游击队,袭击灵官洲的敌团防大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战斗任务。
古历正月初一的晚上,天空泛起一片浮云,隐约现出几点星光。锡龄带起几十名游击队员,摸到灵官洲团防大队的篱垣,只见室内灯火通明,团丁们和衣而卧。
队员们悄声问周锡龄:“看样子敌人有所准备,怎么办?”
周锡龄反复思索着,难道就此而退却吗?即使不能把敌人全部消灭,也要狠狠地杀一杀他们的威风。他果断地决定:“按原计划行动,速战速决!”
周锡龄话音刚落,几名先锋队员闪身跃入大院,刺死了两名哨兵。怎奈刚刚逼进敌营,正准备冲杀进去,敌人发现室外人影闪动,鸣枪传讯,霎时倾巢而出,与暴动队员展开搏斗。锡龄眼看一时难以把敌人击溃,又恐附近敌军闻讯增援,便带几名队员抢占退路口,下令撤退。同敌人拼杀的队员,边打边退,分散冲出院外,队伍汇齐,刹那间就消失在黑夜之中了。
敌团防大队,遭此突然袭击,丢了十几条枪,好几条命,惊魂未定,怎敢追击我撤退的队伍呢?他们朝我撤退的方向,放了一阵空枪,仍龟缩在院内了。
周锡龄率部撤至隐蔽地点,清点人数,不见两名队员的踪影。他的心一时像刀绞似地,朝屋柱上狠狠地击了一拳,很久说不出话来。为免遭敌人跟踪“清剿”,他吩咐大家火速分散隐蔽,保存势力。
整个南县的年关武装暴动失利了!省委决定改组中共南华安特委,由刘国富接任特委书记,周锡龄接任共青团特委书记,重新组织革命力量,继续展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
年关暴动后两三天,南县所有的国民党军警,象发了疯似地,扑向全县各地,清查、搜捕我地下人员,却一无所获。敌人老以为我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游击队,被他们击散,或逃出南县,一时无法兴起了,停止了“清剿”,过春节的气氛在敌营中日渐浓厚起来,特别是县团防总队,爆竹声声,饮酒作乐,庆祝他们的所谓“清剿胜利”。
居住在古松巷的商号“刘老板”周锡龄,乘隙前往南县明山头一带,以“拜年”为名,秘密串连发动一批农会积极分子,加入地下武装游击队,组成暴动大队,并兼任大队长。同时,他派员设法探听敌人的虚实、动静,一切准备妥当,只等特委做出再次武装暴动的决定。
古历正月中旬,南县的城镇开始张灯结彩,准备按习俗大闹元宵。锡龄灵机一动,一个新的念头产生了,决定在明山头来一个“武装闹元宵”,消灭那里的反动团防,杀一杀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的反抗精神。他立即向特委书记刘国富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特委极表赞同,并派特委委员张紫照潜往明山头,协助周锡龄筹划这场特殊的战斗。
明山头是个离城较远的集镇,有百多户烟灶,南县团防分局就驻扎在这里。分局局长魏鼎是当地有名的豪绅,凭借他掌管的五六十人枪,称王称霸,捕杀我地下党人员,深得县长安百一的赏识。古历正月十五黄昏,周锡龄以他惊人的胆略,和张紫照带起40来名游击队员,各个身藏手枪或短刀,佯装成民间艺人,有的耍着龙灯,有的舞着狮子,有的弄着乐器,还找了几个青年妇女表演地花鼓,沿村庄朝明山头游来。当这些“艺人”游到团防分局附近,团丁们跃跃欲去观看,却被魏鼎喝住:“只知看热闹,团防大院交给谁,中了共党的调虎离山计怎么办?”然而,魏鼎是个爱玩耍的人,不忍心失掉这个闹元宵的机会,索性亲自出马查看,觉得他们既没有凶器,又没有半点行踪可疑,于是令家人放鞭炮将他们接进院内,一来可以要团丁守卫大院,二来使元宵节增添热闹气氛。
周锡龄和张紫照带着“艺人”来到魏鼎的大院,尾随的男女群众也蜂拥而入,霎时间,国民党的团防分局变成了哄乱的娱乐场所。周锡龄混于乐队之中,暗地指挥,艺人们先表演地花鼓、车车灯、彩莲船、地方风流戏,紧排在两侧守卫大院的团丁,捧腹大笑,前俯后仰。魏鼎坐在门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几个表演花鼓戏的年轻姑娘,垂涎欲滴,早把戒备之事忘得一干二净。入夜了,大院灯火通明,暴动队员们开始表演龙灯和舞狮,他们东跳西跃,左冲右突,有意把两队团丁挤散在人群之中。时机到了,周锡龄使个眼色,几名演过地花鼓的队员,闪到武器库旁,刺死两名守库团丁,劫取枪支。几个观看舞狮的团丁,见状尖叫起来,魏鼎大惊失色,急令团丁捉拿共党。周锡龄飞步向前,手起刀落,砍得魏鼎脑浆四溅。正在拼命厮杀的团丁,见主子已经毙命,不愿冒死对阵了,有的逃出院外,有的跪着求饶。战斗结束了,周锡龄对缴械的团丁说:“你们家有妻小,被迫当兵,与农民并无冤仇,今天不杀你们,要不改恶从善,魏鼎就是你们的下场。”他指挥暴动大队,带起缴获的战利品,飞快地离开了明山头,撤回到依山傍水的南咀山。
明山头团防分局被我军摧毁,魏鼎毙命的消息,传到南县县城,反动当局一片惶恐。县长安百一发疯似地叫嚷:“有共无我,有我无共。”他一面具报省府,要求附近各县“一体协缉”;一面下令组织若干个“清乡队”,到各地清查户口,实行“十家连坐”,妄图把我地下党一网打尽。同时,在县内到处贴出悬赏布告:“周金锐,青年团主席,23岁,中等身材,操常德口音。报讯者赏洋五百,捕获者赏洋千元”。
1928年4月9日,特委地下交通员被捕叛变,特委机关被破坏,组织部长毛觉民惨遭杀害,另有30余名地下党员被捕入狱。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尽管形势何等严峻,怎会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而退却呢?周锡龄和刘国富等安全转移后,立即采取对策,决定进兵中渔口,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渔口驻扎着一支国民党的挨户团,团长唐燮初是个老奸巨猾的刽子手,“马日事变”后,他在中渔口一带疯狂地“铲共清乡”,杀了不少无辜群众。我年关暴动时,他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沾了便宜,得到县府的嘉奖,由此声名大振。他在县里公开夸口:“共党不敢越我防地一步。”要想除掉唐燮初,特委觉得硬拼不行,周锡龄急中生智,想出了一条妙计。
4月下旬的一天黄昏,周锡龄和张紫照,带领30多名游击队员,化装成“岳州铲共义勇队”,假造一份盖有岳阳县官房的公函,押着两名受伤队员扮成被捕的“共党要犯”,来到中渔口投宿。周锡龄和紫照带着公函,大摇大摆地去挨户团接洽,借说护守“要犯”,要求当局支持。唐燮初接过公函仔细阅看,反复打量来人的举止,又派员查看了那些弟兄和伤痕累累的“要犯”,信而不疑了,答应让领队和看守“要犯”的人在院内住宿。为麻痹挨户团的头目,张紫照备下丰盛晚餐,特请唐燮初饮酒,还送给他一些鸡鱼烟酒。唐燮初受宠若惊,把他们看成自家兄弟,完全放松了对他们的警惕,并邀请周锡龄和张紫照两位打牌。
时至深夜,挨户团丁大都睡熟了,仅有几名哨丁在院内游动。周锡龄和张紫照使个眼色,掏出短刀,冷不防地刺死了唐燮初和作陪打牌的副官,闪身而出,枪击哨兵。那些熟睡的团丁从梦中惊醒,以为是共产党前来偷袭,连忙跑到内室报告,只见唐燮初已命丧黄泉,吓得魂不附体,争先逃命。来不及逃跑的被“缴枪不杀”的吼声吓懵了,才知我地下游击队早已打进了大院,不敢顽抗,乖乖地放下了武器,求条生路。周锡龄急令队员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钱物,火速撤离中渔口,直往南咀山走去。
自恃强大的“铲共据点”中渔口挨户团被我地下游击队连根拔掉,南县政府惊恐万状,生怕共产党打进县城,叫他们的脑袋搬家。县长安百一忧心忡忡,无法向上级交差,哀叹地说:“共党暴动惨杀之案,层出不穷,即在清乡之间,犹敢纷至沓来。”他火速联络沅江、益阳两县的团防武装,把中渔口包围得水泄不通,逐户逐人搜查,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有看到,更找不到刘国富、周锡龄的下落,他们哪里知道,住在县城古松巷的“刘老板”就是他们日夜想要捉拿的“要犯”呢?
几天过去了,中渔口一带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杀人如麻的县“清乡委员”汤冬生,带起几个保镖,回老家小北洲看望他的父亲。周锡龄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决心要除掉这个罪魁祸首,他立即通知部分游击队员和斑咀地下党支部书记胡永福,配合行动。锡龄连夜赶到神童港,集合队伍,直奔小北洲。午夜时分,周锡龄令胡永福带队包围了汤家大院,冲杀进去,捉住了汤冬生的父亲汤梅卿及其管家,搜遍了也不见汤冬生,在追问中才知汤冬生怕生意外,黄昏前就返回了县城。队员们愤恨之极,将为虎作伥的汤梅卿处死,一把火烧掉了他的老巢。一向耀武扬威的汤冬生,闻知父亲被处死,望着家院的方向嚎叫,却不敢回家治丧。南县国民党的其他官员,可说是“谈周色变”,纷纷想方设法把家人接进县城,生怕步汤梅卿的后尘。
然而,革命队伍内的蛀虫,对革命的危害是何等的严重啊!1928年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农运特派员刘鳌,从长沙乘船来南华安特委工作,一路之上被国民党的便衣侦探盯梢,当他踏进南县县城,即将他作为共党嫌疑分子逮捕入狱。刘鳌贪生怕死,卖身求荣,叛变了革命。他按国民党的嘱意,仍以省特派员的身份,与特委书记取得联系,借传达省委紧急指示,要刘国富通知特委成员开会。刘国富、周锡龄、尹东汉3人,刚到开会地点,就被敌人包围,陷入了魔掌,唯张紫照迟来一步,侥幸脱身。
刘国富、周锡龄和尹东汉被捕之后,南县团防总局要求马上将他们杀害,以防夜长梦多。而县长安百一却另有主意,想从他们3人口中得到南县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全部情况,甚至还想把他们招安过去,成为他反共反人民的得力帮凶。
第二天,安百一把他们3人请去大堂,待若上宾,摆上酒宴,说是为他们压惊。他们完全知道安百一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镇定自若,看他如何从事,毫不客气地吃喝起来。
安百一洋洋得意,在席前拿出一支派克牌钢笔,对刘国富说:“年轻有为,有胆有识,佩服、佩服,只是误入歧途,写过自首书就算了。”
刘国富冷笑着说:“我们是共产党,你们是国民党。我是特委书记,你只不过是一个县长,有什么资格劝我自首呢?”
安百一的伪善面具刷地撕开了,咬牙切齿地吼了起来:“你们不受抬举,敬酒不吃要吃罚酒,看你们的骨头有多硬!”他喝令看守把他们3人关进了监狱。
第二天,安百一对他们分别刑讯。当审讯周锡龄时,安百一问:“你是哪里的人?”
“我是中国人,你都不知道?还要问?”周锡龄怒斥安百一。
安百一压住性子说:“你们纠集愚民,危害社会,年纪轻轻想造反,知罪吗?”
周锡龄义正词严地回击:“带领穷人闹翻身,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何罪之有?”
安百一气得满脸铁青,咆哮起来,喝令手下施以酷刑。锡龄咬着牙,一声不吭,任凭敌人吊打,休想从他口里得到什么,连他是哪里的人、多大年纪,敌人也无法知晓。南县公署在杀害他的布告上,只得写上“籍贯不详,年龄不详”。
几天之后,难中脱险的张紫照,扮成富商,用礼物打通看守,来狱中探望。他有意组织力量劫狱,与锡龄密议。锡龄断然制止这种冒险行动,说:“老谋深算的安百一怎会放松对地下游击队的提防呢?怎能在国民党的腹地劫走他们的要犯呢?”他劝张紫照切莫中敌人的奸计,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在农村坚持斗争。张紫照只好听从锡龄的嘱咐,打消劫狱念头,洒泪离别了他。
周锡龄再没打算活着出狱了,他面对死神,仍然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相信革命的火焰会扩大燃烧。在牢房里,他向家人写下遗书:“望父母保重身体,不要为我的死过度悲哀,望善抚吾儿,待他成年,承继吾志”。最后还写道:“雄鸡在啼叫,天快要亮了,我写完了”。他把遗书揣在怀里,像铜浇铁铸般地坐在牢中,随时准备结束生命的最后一息。
敌人很快对他们下毒手了!8月4日上午,几个刽子手凶神恶煞地把周锡龄押出牢房,给他套上脚镣手铐,由一队枪兵押往刑场。周锡龄脸不变色,视死如归,向街旁伫立的群众微微点头,示意和他们诀别,多少人为他的屈死而流下了眼泪。
到了刑场,监斩官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现在还不迟。”周锡龄昂着头,望着兰天,似乎身旁不是一个人在向他问话。敌人的枪声响了,子弹穿过了锡龄的胸膛,鲜红的血从胸口流了出来。他晃了晃身子,两眼冒出仇恨的火花。接着两声枪响,他倒在血泊之中了……
党的好儿子周锡龄,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3岁,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张 盛 荣
1928年2月,中共澧县县委再一次惨遭敌人破坏,湘西特委委员、澧县县委书记张盛荣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年仅24岁的优秀党员,常德人民的优秀儿子,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把满腔碧血洒在了澧阳平原。
张盛荣(1904—1928.2)  出生于常德县丹洲乡龙家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祖籍桃源,为谋生计,祖父携妻儿从桃源木塘迁居常德丹洲,帮姓龙的地主看守橘园,用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到他父亲成年,又租佃了龙家两亩地种蔬菜,叫卖于河洑、夹街寺等小镇,偶尔还贩卖一些零星小百货等。虽终年辛勤劳作,但每年交完租金及各种杂税后,仍所剩无几,温饱难以维持。幼年的盛荣,生活在这样一个苦难的摇篮里,吸吮的不是甘露,而是苦汁;接触的是龙氏大户人家的一些纨绔子弟,他们常常在盛荣面前炫耀自家的富有,讥笑佃户人家的贫穷,并肆无忌惮地欺凌盛荣等一些穷苦人家的孩子。耳闻目睹这炎凉的世态,张盛荣年幼的心灵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也使他对旧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1911年,刚满7岁的盛荣,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上学读书,流露出了羡慕的眼神。他父母亲暗中商量:不管如何贫困,也要让孩子读书,将来也许会有个出头之日。这样,7岁的盛荣被送进私塾启蒙读书。不久,河洑镇又办起了一所国民小学堂,不收学费,但一些家长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洋学”,因而学生寥寥无几,学校只好放宽条件免收课本费以争取学生。这样,张盛荣才有机会从私塾转入这所全部免费的学校。进了新学校,张盛荣更加勤奋不已,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典型。但随着他知识的日渐丰富和年龄的增大,这所小学校的守旧教育,已不能满足他越来越旺盛的求知欲了。于是,1922年秋,他转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从乡村进入城市,张盛荣有机会结识了许多外县籍的同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满身泥土气息的盛荣,视野豁然开朗,他暗自惊叹:外面的世界真大啊!在附小的一年时间里,他的思想感情在剧烈地变化着,无论是学识水平,还是对社会的认识都有了一个飞跃的提高。
1923年秋,盛荣结束了在附小的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省二师范,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当时革命空气十分浓厚。1922年春由10多名进步青年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又建立了常德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这所学校是湘西北革命的策源地。因此,如《新青年》《湘江评论》《湖南通俗日报》、湖南《大公报》等进步书报,在师生中流传盛广。张盛荣进入二师后,如鱼得水,在团组织的领导和进步同学的影响下,积极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中,他日渐成熟起来,找到了自己小时候为什么被官绅子弟欺负,穷人为什么自己没田种的答案。认识到:要使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必须团结起来闹革命,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他的革命行动更加积极主动了,并盼望能早日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曾多次向团组织的领导人表示:当前军阀混战,兵匪横行,民不聊生,我岂能袖手旁观!我已决心,矢志反帝反封,献身救国救民。他的恢宏远大的革命志向,深受党团组织和进步师生的赞许。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省城长沙掀起了声援“五卅”惨案的怒潮,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消息传到常德,以省立二师进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联合会闻风而起,于6月中旬成立了“湖南雪耻会常德分会”,以领导常德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早就恨透了外国人在常德横行霸道,并矢志献身于革命斗争的张盛荣,马上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投入了这场反帝爱国斗争。在团组织和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他与同学们一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等口号。并参加学生行动组,查烧洋货,惩处买办奸商,实行罢课斗争,这场持续两个多月的反帝爱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常德的侵略势力,极大地锻炼了张盛荣。斗争结束后,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事后,他和一些知心的同学说:是这次斗争锻炼了我、考验了我,使我从一个普通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青年团员。同时,也使我真正认识到了革命力量的强大,只要我们把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团结一心,就一定能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把封建主义彻底打倒,我们就有翻身之日。现在,我已是一名青年团员了,今后我要以更高的姿态,更饱满的热情去参加革命斗争。
1926年2月,张盛荣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其时,因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谢世钧调省工作,张盛荣接任了这一职务。4月,中共常德特别支部扩大为“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常德地委),张盛荣被选为地委委员,并担任了组织部长。繁忙的工作经常使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然而也正是这紧张艰苦的革命斗争,使他思想上更加成熟,他那稚嫩的肩膀已能担起繁重的革命重担了。
1926年7月中旬,北伐军第八军教导师周斓师部进驻常德后,常德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运动得以公开发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无情地冲击着常德城乡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一切社会上的污泥浊水。看到这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张盛荣欣喜若狂,他认为是自己大显身手、实现自己献身祖国诺言的时机到了。他想:矢志反帝反封、献身救国救民,是我早已立下的誓言,而今革命烈火已成燎原之势,此时不大干一场,还待何时。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革命事业之上,一面秘密发展地下党员和领导党的地下活动,一面深入共青团组织和基层工会组织,向青年学生和工人兄弟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述革命的道理,动员他们起来参加革命斗争。9月9日,“常德总工会”成立,张盛荣被选为总工会宣传部长。受组织的安排,他把主要工作重点放在帮助基层工会建立党团组织上,短短几个月时间,泥、木等10多个基层工会都分别建立了党团支部或小组等核心领导力量,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和工人都纷纷要求加入党团组织,使党团员一下跃增100多人,为常德的反帝爱国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除此,他还配合总工会领导,积极组织领导了各行业工会的罢工斗争。他穿街走巷,深入工人之中,利用他的文才和口才,用深入浅出的道理,启发工人起来斗争,他告诉工人们:只有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反对苛捐杂税,我们工人阶级才有出头之日。在他的启发和教育下,工人们的觉悟日益提高,常德反帝爱国斗争的怒潮也空前高涨起来。
1927年5月24日,省防军驻常部队熊震旅部,会同国民党反动派,在常德发起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政变,百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协会员惨遭杀害,常德城乡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然而,大屠杀的腥风血雨,更加激起了张盛荣的满腔仇恨,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他有幸虎口脱险后,首先隐藏在常德城内三板桥一破烂不堪的平房内。几天后,反革命大屠杀稍有平息,但常德城内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反动军警在大街小巷耀武扬威,搜捕所谓“漏网”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协会员和工会会员。面对敌人的屠刀,想到战友们倒在敌人枪口下的情景,张盛荣心中难受极了,他觉得栖身在这安全的小房内,虽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但比蹲监狱、受酷刑更难受。他决心去寻找组织,去重新战斗。于是他时而打扮成一个拾破烂的穷市民,背一个烂麻袋,衣衫褴褛,麻痹敌人;时而又化妆成一个资本家阔少爷,即使和搜捕的敌人撞个满怀,他们也不敢查问。就这样,他不分昼夜,神出鬼没地活动在常德城乡,寻找虎口余生的同志。当他得知地委书记廖如愿已被迫离开常德后,又主动地担起了领导恢复党组织、继续进行地下活动的重任。经过20多天的秘密串联活动,与原地下党的骨干陈昌厚、蒋才祯、陈敏、李芙、康序焕、王千祥等人接上了联系,于8月中旬在常德北门外正阳宫秘密收编地下党员80余名,恢复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常德县委。新的县委成立后,张盛荣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又着手进行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县委根据地下党员的分布情况,在文甲区成立了楚材党支部、崇孝区成立了崇河党支部、周士区成立了周渡党支部等。旋即,他们又秘密在农村宣传发动,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首先,张盛荣亲自部署和领导了文甲区的农民暴动。文甲区的暴动震动了常德城乡,于是,曾因敌人的大屠杀一度处于低潮的革命运动,又在常德城乡出现了盎然生机。
1927年10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改组,王一飞接任省委书记,新的省委决定派原省委书记彭公达到常德组建中共湘西特别委员会(简称湘西特委),负责指导湘西北一带20多个县的工作。彭公达到常德后,找到了担任县委书记的张盛荣,传达了省委的决定,随后开始秘密联络发动,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改组常德县委,建立湘西特委”的指示。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于11月上旬在河洑山的太和观召开了湘西特委成立大会,选出了特委领导成员,彭公达选为特委书记,张盛荣被选为特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为加强特委领导下的其他县的革命斗争,随后张盛荣又兼任了澧县县委书记。
1928年1月,张盛荣带着组织的重托,只身前往澧县开展工作。到澧县后,他边熟悉情况,边着手恢复党的组织。不多久,恢复组织工作就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在给湘西特委的第一份报告中说:澧县县委已正式恢复工作,县委成员连我一起,已是4人。当组织恢复以后,他马上又组织领导了党的武装斗争。首先由地下党串联进步群众,活捉了一个作恶多端的劣绅和一个罪大恶极的叛变分子,并当场处决。通过这一斗争,大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澧县人民的革命斗志。一些进步的群众说:好久没有听到这正义的枪声了。随着组织的扩大和斗争的公开,张盛荣又组织了一个由10多名有智有勇的青年组成的“澧县县委武装短枪排”,活动在新安、合口一带,专惩那些鱼肉乡里的不法豪劣和党棍军痞。一时间,使澧县地下党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张盛荣去澧县后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和所取得的成绩,受到了特委的重视和表扬。
1928年2月底,农历春节即将来临,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在澧阳平原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国民党反动派及一切地主武装等反动势力,武装斗争取得的胜利,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无比的革命激情。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对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恨之入骨,无时不伺机试图报复。
一天晚上,张盛荣在县委驻地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年关暴动间题。散会后,同志们刚刚离去,突然门外响起激烈的枪声,盛荣情知不妙,急忙点火烧毁会议纪录和机要文件。等到纸灰飘尽最后一缕青烟,敌人已冲到房内,警卫员奋战身亡,张盛荣拿起手枪连发3弹,击中两名歹徒,此时,他自己也身负重伤,不能动弹,被后面来的敌人抬走了。
敌人连夜开审,10多个小时的严刑毒打,张盛荣咬紧牙关,视死如归,没有说出半个字来。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敌人万般无奈,终于向张盛荣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年仅24岁的张盛荣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实现了他“献身救国救民”的伟大誓言。

     
发表于 2020-8-31 09:04:16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20-10-10 21:15:50 | 显示全部楼层

肖同志辛苦了,顶帖!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20-10-15 11:18:31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