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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山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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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7 22:51: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德山往事
大约是年龄大的缘故,念旧的情怀与日俱增,近几年我常到德山去,不乘车,走路。从家里出发,二十五分钟到下南门,渡沅江到南站,沿江堤走,四十五分钟可到德山;若沿江边走,则要六十五分钟。然后过枉水,上孤峰岭,在山上走几圈,或坐在一处草地上,喝水,抽烟,吃饼干;看天,看水,看远山;听风,听雨,听钟声,逗留两三个小时,便沿路返回。有时也一直向前走,过德山大桥,到茅湾,过枉水桥,到常纺机,沿德山大道到新马路、老码头、市二中、乾明寺小学、七一机械厂,再到棉纺厂的前大门,乘车回家。这一段路大约要走三小时。                  
我是德山人,我在德山生活了二十一个年头,每回从德山回来,坐在家里,拿起笔,头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德山。这样,我写了好几篇有关德山的文字,如:《德山三味》、《德山溯源》、《德山诗组》、《善卷乃真隐士也》、《我的小学》、《我的中学》、《我的邻居》、《我的初恋》等等。每写完一篇,我总以为写完了,忆完了,可是不!刚放下笔头,思绪又从心头抬起,叫我放不下,忆不完,写不尽。今天,现在,我又拿起笔写《德山往事》。
德山地理位置特别,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每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完整的单元,单元里什么都有,工人们无须上街,所以,德山的街道倒是人烟稀少,不热闹。有点人气的,也只有老码头、新马路、莲花池、苏家渡。
德山从前是一个工业区,大型厂矿有十几家,如:德玻、棉纺、七一、纺机、二纺机、电厂、电机、冻肉、造纸、锦纶、粮油、制药、农药、凤滩、阀门等等。我是在德山长大的,见证了好多厂矿的诞生、发展、消亡。现在大多数厂矿都死了,有几家还活着,活也活得不新鲜,其生产规模仅是原来的十分之一,大不是从前的样子。我们,我们的父辈,都伴着这些工厂的兴旺而兴旺,伴着这些工厂的衰落而衰落,饱含着两代人的酸甜苦辣。这样说来,往事不堪回首。
如果要我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说德山往事,我没这能力,也说不清,因此,我只能说一说我在德山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点点滴滴。              
德山变化很大,新建了好多商场、宾馆、酒店和市场,但无论这些建筑多么宏伟,多么华丽,都令我十分反感;这些东西的出现,破坏了我的美好的记忆。每到一处,我总想到它原来的模样,在那里发生的事,熟悉的人,特别是我的同学,他们现在过得怎样?回到家里,睡在床上,还是这样想着,一遍又一遍。
玻璃厂
在众多的厂矿中,我最熟悉的是德玻。父亲谭春芳、大哥谭政、小哥谭德是德玻的工人,大哥还当过厂长,同学王浩波也当过厂长。母亲徐孟兰、二哥谭国和我都曾在德玻做过家属工,可以说,我们家与德玻休戚相关。
过去的德玻,依然在我的脑海里。厂门对着新马路,并不在路口,你得从路口走进去百把米才到。厂门的左侧是家属区,有楼房,有平房,约两三百户人家。房子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砖混结构,门外是通走廊,门内是通走道,没有厕所,多年的风吹雨打,颜色是暗淡得很,屋顶、墙面、楼梯、护拦、门窗,都很破旧,说它是平民窟,一点也不过。
同学易建平就住在第一排的平房,可惜他大学毕业后工作不到两年就死了,是胰腺炎要了他的命。嫂子罗秀珍一家住在中间楼房的二楼,她的双胞胎哥哥罗建军、罗建国是我的同学,罗建军因肝病也死了好多年。2010年,我到过这里,想起早早逝去的年轻的生命,看到如此破旧的房子,住着儿时的小伙伴,他们失业多年,如今老了,靠政府低保度日,我的心情就高兴不起来。刚来的时候,我还想见见谁的,可到了这里,谁也不想见了,只在路的尽头处,坐了好大一会儿,抽了好几支烟,便回来了。
今年初,听说这儿已纳入了市政府棚改项目,工人们可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我为他们高兴。
厂门的右边,围墙外有一条小溪,小溪的右边是一亩亩的梯田,大的大,小的小,一层层高了上去。田边有羊肠小道,我常走这条小道上学去。梯田的尽处是山坡,种满了桃树,春天开花时,红的红,白的白,很好看。桃林的东边,紧临山脚,便是我就读的“三忠于”小学。桃子成熟时,我们上山摘桃子吃,没人管,都是些毛桃子,吃了就拉肚子,还是吃。
但是,现在你若站在厂门口向右望:小溪没有了,梯田没有了,桃林没有了,羊肠小道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栋楼房,我的心陡然若有所失,一切都变了!
从厂门进去,是一条宽的上坡水泥马路,路面较陡,一口气走上去,有点累。马路的右边是三个并排的仓库,传达室在大门的左边。靠近传达室有一条煤屑路,煤屑路与马路之间有一块三角型的草坪,不过亩把地大小。沿煤屑路向前走,左边是办公大楼、篮球场、集体宿舍,厂医务室便在集体宿舍的一楼。右边是食堂和礼堂。读小学时,每天的中餐就是在这里吃的。礼堂平常当餐厅用,放有七八张四方形的木桌子,十字架似的木座椅,每桌八人。很小的时候,跟着父亲在这里吃过“忆苦餐”,就是用豆渣和青菜一锅煮成的稀饭,无油无盐,每人一碗。豆渣的涩和青菜的苦,叫你不要忘记过去。我也在这里参加过“会餐”。每年春节来临,厂里杀几十头猪,每位职工分二十斤肉,全厂的职工在食堂里大吃一顿。分肉时大家都抢着要肥膘肉,好用来炸猪油,用猪油拌热饭吃,比现在的山珍海味还要香,还要好吃,因为肚子里是空的,缺油。
礼堂也是“文艺汇演”的场所。每到国庆节,或春节,厂里就组织文艺汇演,其节目都是各车间的工人自编自导自演。最记得的节目是“三句半”。由三个人手拿快板、小锣、小鼓,伴着欢快的节奏,依次上场,并说台词,每人一句。如:“锣鼓咚咚响,我们走上场,来上三句半,请看!年年春节到,家家放鞭炮,门前挂灯笼,热闹……”说的都是工人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大家乐意看,可惜这种剧现在看不见了。
厂里有几个主要演员。一男青年,姓佘,长得又高又瘦又黑,一对老鼠眼,每次都演坏家伙。一女青年,中等个、圆脸、大眼睛、长辫子,她不是扮小常宝,就是演李铁梅,现在还能见她天天在诗墙和一群文艺爱好的老年人自娱自乐。还有一个叫小疤子的中年人,年年表演“三句半”的节目,很有戏。
沿着水泥马路一直向前走,把上坡走完,右边依次有两座大熔炉:一号炉是明料炉,用来生产热水瓶;二号炉是黄料炉,用来生产农药瓶。在两炉之间,有一露天仓库,堆放着废玻璃。玻璃中有灰尘、石头和塑料之类的东西,不能用,要用水冲洗,把石头、塑料之类的杂质剔除,这叫“选玻璃”。每年的暑假,我们在厂里做“选玻璃”的家属工,一个假期能挣十元钱,当学费够了。有时熔炉停产检修,不需要大量玻璃,厂里就安排我们这些家属子弟锄草,打扫卫生等,也是有报酬的。
高中毕业后,我在一号熔炉车间打过工,时间半个月。刚出炉的热水瓶内胆和外胆通过传送带送到烤炉边,我的工作是用一个三米多长,拇指粗细的铁钗,钗住胆的颈部,一个一个地往烤炉里送,内胆堆右边,外胆堆左边,一个挨着一个放。右边的输送带把内胆和外胆源源不断地送来,左边烤炉内的输送带把放好的内胆和外胆送走,只要一接班,手忙脚乱的忙不停,没有一分钟休息的时候。父亲在这里烧烤炉,他一闲下来就来替代我,让我休息。那工作灰尘多,温度高,劳动强度大,我受不了,只干了半个月。那几年我宁愿在家待业,也不愿进工厂当工人,就是这个原因。
德玻的厂风很正,那也是因为那时党风正。厂党委书记谢洞庭,天天一身工作服,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他有两次加薪的机会,让了。厂长苏学银,同学苏剑波的父亲,也是一身工作服,在车间里转来转去,他有两次分房的机会,也让了,自己依旧住在德山电影院旁,距厂部有三四里。那时别说汽车,就是单车也没有一部,我经常看到他夫妇俩在新马路上来来往往。领导如此,中层骨干不会差,我也常听说普通党员让薪让房的事。但我在三十多年的银行职业生涯中,让薪让房的事未见一例,这些优良的作风现在怕是绝了种。
德玻还有一件很悲哀的事。有一位副厂长,姓杨,他生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已成年,小儿子是弱智。在十年的时间里,小儿子、大儿子、二儿子和妻子相继死去,都是患的肝癌,可谓是一家人死绝了,你说悲哀不悲哀。那时的人医学常识少,有人便说,杨厂长做多了缺德的事,才招此报应。其实是他老婆有这病,遗传给了三个儿子。所以现在的人,找对象,还要考察父母的健康状态,是有道理的。
还有一事,我亲眼所见,一辈子忘不了。住在我家楼下的罗家女人,说住在后楼张家的小女儿不是张家男人的。这话传到了张家,张家女人就来找罗家理论,说着说着竟打了起来。罗家两口子参战,张家女人自然打不过,张家男人闻讯赶来,手举铁铲,正要打罗家男人时,姜麻子(姜中明的父亲,党员)抱住张家男人,大声喊道:“老张,你是党员!”我看见老张像触电似的一下子软了下来,将手中的铁铲狠狠地砸在地上,拉着老婆就往回走。我当时很不解,“党员”二字竟是如此的沉重!竟是如此的有力量!关键时候竟是如此的管用!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的党员——真党员。
德玻有同学张文智、喻世蓉、文小静、陈建平、姚兴国、易光华、尹强、卢思华、姜中明、张大用、贺拉子、胡德华、胡胜录、赵顺凤、龙丕富、吴跃娥、邓清华、邓桂华等等。
棉纺厂
我的舅妈廖金藕,小哥的前妻管萍,我的两位女友王春和龙敏,还有我的十多个同学都是棉纺厂的工人。同学郝国栋、于向光、贺雷、张莉、包卉、徐虹、邓声彪等,是棉纺厂的家属子弟,这样说来,我和棉纺厂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棉纺厂是德山最大的企业,有总厂和分厂。总厂在莲花池,分厂在苏家渡,鼎盛时期厂里有三四万工人,差不多占了德山工人的半壁江山。
说到棉纺厂,老德山会自然想起两件事。一是汽笛长鸣。厂里二十四小时不停产,工人实行三班倒,分早、中、晚三班,为了提醒工人按时上下班,棉纺厂安有汽笛,每天早六点,下午三点,晚上十二点就会拉汽笛,我们那时管它叫“拉卫”,全德山的人都听得到。那时有手表的人不多,这准时的“拉卫”实际上也是给全德山人报时。有一次,侯建章把“拉卫”说成“拉呜”,大家笑成一团,因为“拉卫”是通行的说法,而“拉呜”是土的说法。二是矮个篮球队员。棉纺厂有一支很强的篮球队,每年德山片的篮球比赛都取得好成绩。其中有一位身高仅一米五七的队员,在场上是一个小不点,可是他的远投命中率很高,是得分高手。他姓什名谁我不知道,只知道他穿9号球衣,身手敏捷,打了多年的主力。
我的第一任女友王春,八三年在棉纺厂参加工作,我和他相识于六中。那年我读高中,她读初中,她家就住在六中校门口。一日,她与同学在教室前打乒乓球,我没事,申请加入,她没有反对。她皮肤白嫩,脸上红润,眼睛大而明,模样蛮可爱的。有一次晚餐后,我到江堤上去走走,经过她家时看见了她,我俩彼此微微一笑,没有说一句话,我便匆匆走过。走上江堤,我不经意地回头一看,她——王春就站在我的身后,我喜出望外。我俩便在江堤上走了一会儿,从那时起,她便来到了我的心中。
     那年高考失败,待业在家。她也没有上高中,待业在家。她在城内,我在德山,我俩隔着一条江,很少见面。后来我在城内参加了工作,她却在德山参加了工作,心想:为什么我俩老是隔着一条江呢?这时候我们交往就多些。她是纺织女工,我很犹豫,又不忍放弃,她待我好,长得又好看,考虑了一段时间后,我决定继续与她交往。我想:全国有几百万纺织女工,都要嫁人的,难道就多我一个不成?我便把她带回家见父母。母亲态度很坚决:不同意。母亲说:“纺织女工很辛苦,你身体差,又不会做家务,怎么行?”我听了母亲的话。两年后,她结婚了。有一次我回德山到棉纺厂去看她,她住在一楼,大约只有十平方的一间房,放着两张床,她正与她母亲给小孩洗澡。一男孩,半岁,有残疾。屋里黑暗、潮湿、有霉气,别说坐,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我的心立刻悲伤起来。我站了六七分钟,没说上几句话,便出来了。看到她这样的情况,我首先想到的是夏衍写的《包身工》,我心痛不已,眼泪也快下来了。后来棉纺厂倒了,她也下了岗,这几十年也没有见过面,不知她现在在哪里?过得怎样?
我的第二任女友龙敏,是在船码头认识的。那天是星期天,天气很好,我打算回德山看父母。在下南门码头排队买票时,有一年轻时髦的女子叫我替她买一张,并递过一毛钱来。我办了。言谈之中,她知道我在银行工作,我也知道她在棉纺厂工作,在船上还说了些什么?现在全忘了,只记得船到德山老码头分手时,我对她说了一句礼节性的客气话:“有空到我那儿去玩。”可谁知道她第二天就来了,我感到十分的诧异和疑惑。老实说,我不喜欢主动的女孩子。过了几天,她又来了,还带着一本文稿。她说,厂里成立了青年文学社,并办有《青年文学》期刊,她是文学社的,偶尔在期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什么的,这文稿是她写的,请我帮她看看。老实说,我对她的这一主动也不认同。那时很多年轻人都爱好文学,梦想成为文学家。我却认为,弄文学不是谁都可以弄的,正如有人想当歌唱家,首先要有天生的好嗓子,才有可能;从文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对她的这个举动,并不在意。她走时要把文稿留在我这里,我说:“最近很忙,没有时间看,你最好还是拿走,等以后我有空了再说。”又过了几天,她和她妹妹来了。她妹妹也是纺织厂的,身高一米六五,长得蛮好,那时已有了对象,对象在常纺机工作。这一次见面后,她再也没有来了,大概感觉到了什么。我因前面有一个王春没有结果,我不想陷得深,对两人都不好,所以在态度上,我只是尽量保持礼貌。
同学蔡兰在棉纺厂工作,她家住在蔡家湾,距我的住处不过四五百米,很近。有一次到她家去玩,看到书架上有好多书,随手拿《红楼梦》来看。她见我喜欢,便把《红楼梦》和《古文观止》两套书,共五本都给了我。每本书的第二页都写着“蔡兰”。说实在的,这两本书我十分喜欢,特别是《红楼梦》。这些年,我认认真真地看了七八遍,《红楼梦》的诗词我全背得,这还不过瘾,我还把《红楼梦》从头到尾地抄写了一遍,历时九个月。《古文观止》中有三十篇文章,我也是反复抄,反复背,反复读,不知多少遍。这两本书我原一直保存着,实在是因为时间太久,书已变黑,发霉,有气味不能用了,我便把它放在一边。后来几次搬家,把它弄丢了,这对不住蔡兰。最初引起我文学兴趣,给我文学素养的就是这两套书,感谢蔡兰!
七九年高考后,我、苏剑波、梅琪刚三人到郝国栋家里去玩,郝国栋却把我们带到他妈办公楼的一间小会议室,原来那里有一台大的彩色电视机,我们很乐意在那儿看电视。要知道那时黑白电视机都不多,更不说大的彩色的电视机。第一次看这样大的彩色电视机很过瘾,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最好笑的是苏剑波,他坐在前排,看着看着就起身向前迈了两步,走到电视机的右边,向电视机的左边内侧探望,我们几个笑翻了。他原本想看电视机左边内没有现出来的风景,殊不知这是看不到的,只怪电视效果太好,立体感太强,他才这样。这一幕,不知苏剑波还记得不?
一九八二年,熊先道从军校回来过春节,我和他路过棉纺厂大门时,他就不愿意走了,老是站在路口。起初,我以为他看到了熟人。我问他,他说不是。我说,那你怎么不走了?他说,在军校待了近两年多,很少出校门,军校全都是清一色的男子,看不到女人,这儿女人多,多看一会儿,有什么不可以。听他一说,我先是一惊,随即便平静了,人之常情。
还有一事,同学于向光在高60班读书时常请假。有这么一个插曲,于向光第一次请假,请假条是托同学带来,给童松柏班主任的,童老师很不高兴,在上课前说了一翻:“你请假,不来人,搭一张条子,这不是请假,这是准假。”我当时听了这话,很不赞同。因为有事,来不成,才请假,搭条子来算是手续到了,对老师的尊重也有了,你要求来人,有点过分。后来,于向光两次请假,都是他父亲来校向童老师递交的请假条,有一次还是雨天,这是我亲见的。他父亲中等个,面白,背有点儿驼,已有老态。你要一个老年人风里来,雨里去地送请假条,有点过分。这事不知于向光还记得不?
七一机械厂
七一与“三忠于”小学相对,中间只隔一亩田,一条溪,出校门就能看到。这个厂也有我的好多的记忆。
我的德山的最早的记忆在七一。那时还小,跟着小哥谭德到七一看电影,没有钱,只能翻围墙。小哥用头顶着我,上面有人拉,上墙后再沿树爬下,或沿木电杆滑下。有时树和木电杆上钉有铁钉,是七一保卫科有意钉上的,意在阻止人从墙上翻过。我们的衣裤肯定是要划破的,有时手和腿也被划破,但仍然高高兴兴看电影。记得那天是在篮球场放映电影,放映的什么片子,不记得了。放映前十分钟,忽然来了二十多个工纠队(工人阶级纠察队)的,个个戴着红袖章,拿着一头红一头白的工纠棒,把几个身穿奇装异服的青年人团团围住,令其自行将其小裤脚扯破,不从者,便用剪刀强行将裤脚剪开。有一青年趁机逃跑,几个人把他抓了回来,打了一顿,裤子被剪破至大腿。看到这样的情景,我被吓坏了,这事至今记忆犹新,仿佛就在眼前。
还有一事。有一天,我在德玻的传达室玩,看见一位头戴高帽,帽上写着“我是流氓”,脖子上挂一方形木牌,上写着“流氓犯李XX”,手里拿着小锣鼓,一边走,一边敲,一边喊:“我是流氓李XX,我是流氓李XX。”那时在新马路常看到荷枪实弹的民兵,押着三四个头戴高帽的人游街,这场景不稀奇。但这个人有些怪,没有人押,自己边走边喊,像是在马路上演戏,这是第一次见到,当时觉得蛮有味的。他要进厂,传达室的丁伯拦住了他,他说:“我是七一的,因犯破坏军婚罪被罚到各单位游街,我要到你们厂保卫科去签到。”丁伯让他进了厂门。那时的人犯了错误,就没有人格可言,什么荒唐的事都做得出,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混乱的世界。
七一出了一个响当当的人物,那就是汤司令,他是常德市造反派的总头目,文革时威风得很,文革后被抓,判了刑,后来又放了,厂里为此还炸了很多鞭炮,以示庆祝。后来他又被抓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一段时间,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拨乱反正,拨乱反正”。真不知什么是“乱”,什么是“正”,把人都弄糊涂了。
还有,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时,到七一来过。传说他下车时,有一调皮的小男孩趁机摸了他的大肚子,警卫员上来一脚,将那小男孩踹了两丈远,这事应该不是真的。
七一有同学文献、张碧霞、官浪平、于小冬、柏德勇、张彪、张芬芬、杨英、张文英、杨勇、刘丽珍、龚梅、申敏、李国平、屠家顺、王育娟等等,有好几个同学记得起样子来,叫不出名字。七一有三位小学教师,廖老师廖玉霞、杨老师、骆老师,都是女性。读中学时,派驻二中的两名工宣队(工人阶级驻校宣传队)成员都是七一的,一个姓屠,一个姓张。屠师傅很矮,很凶,在初中部,老师和学生都怕他。张师傅高些,很平和,在高中部。
有一次廖老师生病了,半个月没来上课,我和其他的四位同学凑了块把钱,买了半斤蛋糕、半斤红糖,去看她。现在想来,当时和哪几位同学去的,一点影子也没有,只记得大家都不愿意拿蛋糕和红糖,怕跟老师说话,最后大家推荐我,我也就没推了。到了廖老师家里,她从床上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你们太懂事了,我又不是什么大病,来干什么!”我们那时小,不知道说什么,站了一会儿就回校了。廖老师的小女儿和我们同年级,姓徐,十多年前因白血病死了,想来廖老师一定很痛苦。前两年我一个人常到德山去,这里走走,那里看看。七一我去过好几次,家属区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房屋很陈旧,但道路两边的樟树却浓荫遮天,别有一种静味。站在大树下看人下棋老半天,却没有问一问廖老师住在哪里?现在坐在家里却想起她来,假心假意。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姓刘,冻肉厂的,是同事陈书琴的母亲。那一年学校迎国庆,举办文艺汇演,我们班是大合唱,全班的同学都参加。后面站三排同学,第一排站在地上,第二排站在椅上,第三排站在课桌上,这是“大众演员”。“大众演员”前有四男四女,是伴舞的,这是舞蹈演员。最前面有一男生,是领唱的,这是主要演员。我站在第一排右起第三个,是“大众演员”。我们班每天放学后都要排练。九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演出的前两天,刘老师把我们拉到七一礼堂进行彩排预演,还特地请来了指导老师王老师。王老师三十多岁,从事文艺工作,但我不知道她在哪个单位工作,也许是七一的。她看我们彩排,就站在我旁边。她的眼睛老看着我,我心里有些紧张,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错了。她看了两遍后,把我拉到刘老师身边说:“这孩子演戏入神,声音洪亮,最好让他来领唱。”刘老师考虑了一会,说:“好,让他来领唱。”于是,原来领唱的孙同学就被我换了下来。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实现了“三级跳”,一下子由“大众演员”提升为“主要演员”,我心里很高兴,但把别人挤掉了,又有点过意不去。孙同学叫什么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家住在老码头,现在如果在大街上遇见了他,我认得出。
常纺机
从十字路口向南走,是一条沙子路,与新马路一样,但窄一些。右边只有一家阀门厂,两边全是山,山上满是桃树,春天桃花开时,很好看。桃子成熟了,任你摘了吃,没人管。但都是毛桃子,吃一次,拉一次肚子。俗话说:“桃子上街,药店的门打开”,还真是这么一回事。现在山不见了,桃花、桃子到哪里找呢?这条路的尽头,便是常纺机。同学曹湘豫、刘军是厂里的工人。他俩高中毕业后,考上了纺机技校,技校毕业后,便在这里参加工作。同学王学锋是纺机子弟。
常纺机是中央企业,厂长的级别与市长一样。厂里的规章制度很严,工人的素质很高,待遇也很好,这是德山其它工人不可比的。全厂有几千人,每天上班没有迟到的,下班没有早退的,即便是一天的工作干完了,工人们也不会早走,坐在那儿休息,下班铃声一响,才回家。工人上班都穿厂服,车间和办公室不准抽烟,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一个企业能做到这样,真的了不起。
企业好不好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说常纺机,还有另一事。有一天,我到常纺机去玩,看见球场边有一大铁笼子,里面关着一个人,高一米八,重一百多公斤,好一个庞然大物;一看便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人。人家告诉我,这孩子十五岁,八岁那年,放学后到车间里找妈妈,妈妈不在,一位工人就逗他玩,说:“你还找什么妈妈,你妈妈早就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话声一落,这孩子就目瞪口呆,直直站着,不说一句话。妈妈来了,他如见了生人,不认识。第二天,一大早,他手拿铁棒,见车打车,见人打人,疯了。从此,妈妈带着他四处求医,毫无效果,病越来越重,后来不得不把他锁在铁笼子里。为此事,还打了官司,那位工人赔了不少钱,弄得一贫如洗。知道这事后,我很震惊,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我最喜欢逗孩子玩,常常连哄带吓的,逼着小孩子喊“爷爷,亲爷爷!”喊一声不行,声音小了也不行。有的男孩子很倔强,硬是不开口,我便当众脱他的裤子,孩子被逼得哭,不得不屈服,我就高兴,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吓唬小孩子了。
临近常纺机,有茅湾砖厂。一九八三年,我同文献,还有他的同事毛正林,到这砖厂来过。文献那时已在税务局参加了工作,我还在家待业。他们是去查账的,我没事,就跟着出来玩。在那里吃了一餐中饭,忘不了。那天我们四人喝了两件多啤酒,每人八九瓶,都醉了。这是我第一次醉酒,也是我喝啤酒最多的一次。这一带还有良种厂、县鱼厂、聚乙烯厂,同学丁琪、张光华、侯建章、王星、钱毅、廖嗣棕、谭丽华、潘文辉住在这里。
二纺机
我是德玻的,却住在二纺机,这说不过去。是这样的,二纺机的前身是“农业机具修理站”,在我们住房前面五百米,十字路口的东北方的山上,沿山边有一长条木板房,十几个人,那便是最初的“农业机具修理站”。后来修理站发展为“柴油机厂”,生产1105柴油机,地盘、人员都扩大了一百倍。我们住的楼房和我们楼房周围的稻田、菜地、山坡、水塘全都包了进去,平房全撤了,建了车间、办公楼、礼堂、食堂、浴室、篮球场、集体宿舍、还有一条宽宽的大马路。我们住房的后面、左边和右边建了十多栋三层楼的住房,住着几百户人家,两三千居民,好热闹的。我们住在二纺机宿舍区唯一的好处,冬天有地方洗澡。
柴油机厂生产的1105柴油机因设计不合理,故障很多,返修率大,用户多有抱怨。他们来信说:“我们养得起几群鸭,养不起这只鸡。”后来柴油机下马了,转产纺织机械,取名为“第二纺织机械厂”。
一年冬天,二纺机的一位技术科的大学生技术员,约四十岁,就在我们房子西边的稻田里,投水自尽。那水只有半米深,按说是死不了的,可是他死在那里,他是真心想死。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有好的职业,有好的家庭,有可爱的两个儿子,为什么要死呢?这两年,我自己也得了重病,在常德治了两年,住过两次院,不仅没有治好,连病因也没有查出来,病一天比一天重。那段时间,我不能吃,不能睡,极为痛苦,天天都想死,想跳楼死。我认为跳楼死,最痛快。后来我到湘雅医院看病,只去了两次就查到了病因,吃了一年的药,病就好了。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我总觉得:人不到其境,是很难理解他人的所思所想所做;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能轻言去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二纺机的同学最多。读初中的时候,光男同学就有十几个,如邱应庭、赖建军、周首章、胡宁湘、李力、胡丽华、胡庆家、周满翔、江涛、黄安富、吴文雄、马勇等,这其中有一多半的人没有上高中,早早地走向了社会,在这个大熔炉里,有几个人没有好好把握,犯了罪,判了刑,美好的青春在狱中度过,真令人惋惜。陆平因吸毒死了。陈支新得鼻癌,死了。陈新华得脑炎,也死了。最记得那个马勇,我为他升高中的事,还挨过老师和同学的批斗,毕业后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其他的人也没有联系,不知道他们过得怎样?愿他们都过得好。
二纺机的女同学也不少,有夏静时、陈克列、高青梅、王畅华、陈学锋、胡冬霞、陈桔红、叶建萍、梁红、彭春梅、刘爱丽、杨淑辉、吴丽琼、徐泽红、林萍、欧阳华、刘晓琼等。
电厂
电厂位于沅水河畔,东面是沅江,南面是蔡家湾,西面是五一大队部,北面是石油库。四周有荷塘,有鱼塘,有菜地,有稻田,有农舍。电厂最耀眼的是发电大楼,有七层楼高,四四方方的,红色的砖墙,老远老远就能看到。那时德山孤峰塔没有修,发电楼便是德山最高、最大、最美的建筑,这自然是德山的地标。
电厂有一个大会堂,每周放映一次电影,可惜我们看不成,因为无钱购票,无法入内。其他的工厂放电影都是在露天放映的,我们可是爬墙进去。
电厂有一个篮球场,南面是办公楼,东面和西边是宿舍,北面是大会堂。德山每年举办一次篮球比赛,我没有少看一场,因为电厂距我家很近,就五分钟的路程。
还有,电厂有一个年轻亮丽的张姓女子,在一次事故中,因抢救国家财产,不幸烧伤,双臂截肢,终身残疾,可她仍然坚持为人民服务,当一名播音员。她的英雄事迹轰动全国,成了全国的标兵。
近几年,我常到德山去,当然要到电厂走一走。大会堂还在,球场还在,宿舍还在,但发电楼拆了。到了电厂,没有看见发电楼,心里真不是滋味。
电厂有同学张慧敏、姚军凯、敖爱东、赵繁荣、周健文、杨玲珠、段玉桃、刘旭、蒋露红、高景云、王林芳、杨刚、杨斌、俞逵、程时俊、朱坤等。
电机厂
电机厂与玻璃厂一墙之隔,最记得的是,上小学时,常常从电机厂厂门进去,过食堂,上一小坡,到篮球场,翻墙到玻璃厂,又过玻璃厂的食堂、仓库、车间,再翻墙到后山,走两百米便到“三忠于”小学。同行的小伙伴有舒立生、谢国华、吴文雄。现在想这些事,很有趣味,孩子就是孩子,明摆着的大路不走,偏偏要走这些危险小道。
电机厂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只对三个人是有记忆。
潘慧,一个亮丽的女生,比我小三岁,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初恋情人。我曾写过《我的初恋》一文,专门说了这段情感,这里就不多说了。
舒立生,我的同学,我的邻居,我的小伙伴,我们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玩。他后来参军了,与比他大二十岁的侄儿同在一个部队。侄儿是有名的军医,他便跟着侄儿学医。几年后,他退伍回来,在德山锦纶厂供销科工作。我待业的时候,还跟着他采购过黄沙和水泥。我和他骑着单车,五个搬运工拉着板车,载着黄沙和水泥往厂里拉。那时我还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什么都不懂,他已是一个走了南,闯了北的老江湖。后来锦纶厂垮了,他便开了一家诊所,专治颈椎、胸椎、腰椎、尾椎上的毛病。因为是祖传的,治疗效果很好,又因为收费低,人热情,患者莫名而来,于今,他是一个大忙人。
水运宪,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他原先是电机厂的工人,身高约一米七五,篮球打得好,是电机厂篮球队的主力,身着15号球衣。文革时期,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会打球的工人,哪知道后来却成了有名的大作家,这天天见的人,我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同,可他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的文化名人,这正好应了那句土话“有打不显形”。我收藏有《水运宪中篇作品选》。
电机厂有同学胡雪松、谢国华、曹湘豫、李丽芳、潘珍、铁爱梅等。
冻肉厂
我对冻肉厂的情况,一无所知,没有写的,但我有一个同学,不得不提,他就是周炎涛,一位名副其实的学霸。他在高一时,就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这不得不令人敬佩。他现任湖南大学的教授,科教处处长。他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那年他考上了大学,我正好读高二,他在我们班没上几天课,就去读大学了。有一次,我问他,你的成绩这样好,有没有什么法宝?他笑了笑,说:“那有什么法宝,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我听后,还真觉得这是一宝。多数人读书,都很用功,不敢玩,没有劳逸结合,因而事倍功半,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当然,读书与智商直接相关,这是首要的。
我小学的班主任刘老师和我高一的班主任周泽平老师都住在冻肉厂,还有同学熊建国、伍建国、张天池等。
三层楼
德山没有“三层楼”这个地名,但老德山都知道,就是现在的演舞堆社区。那时德山没有高楼,我家住的房子有三层,是德山最高的住宅建筑,“三层楼”的名字由此而来。
三层楼在二纺机厂内,是德山房产公司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修建的,砖混结构,有两栋,每层十户,共六十户人家,我家住在第一栋第三层。
东面有一斜坡,是一大片棉花地,棉花地的下面,是一大片菜地,紧临菜地的是一个大荷塘,夏天有荷叶荷花,还有莲蓬吃。荷塘的北面是电厂,南面是蔡家湾,蔡家湾前有七八个大鱼塘,少说也有几百亩的水面,同学蔡兰、蒋俊杰住在这里。现在,水没有了,鱼也没有了,这里建了德山二桥。
南面有七栋平房,约七八十户人家。同学铁爱梅住在第一栋平房的西头。他家的门前有一个长的斜坡,冬天在那里滑雪。湖南著名作家水运宪的岳母住在第三栋,小时候常见到他。由他岳母家向南走一百米,便有一个大水塘,有上百亩的水面,我就是在这水塘学会游泳的。水塘的西南面,山的边缘,有一栋老房子,这就是最初的农机站,房子的后面便是很陡的山坡,山下面有几户农舍和一个鱼塘,紧临长常公路。
西面是一个平缓的山谷,约有八九百米长,近百米宽。谷内是水田,每块田都不大,一层层地由南向北低了下去,也就是梯田。有一条小溪,水流不大,四季都有。溪沟底下是黄泥和金刚泥,也有鸡蛋大小的石头。金刚泥是白色,粘性很强,我们常挖来做手枪,也用来“赌博”。把金刚泥做成手掌大小的圆形,或方形,把中间的泥掏一些出来,使底部变薄,越薄越好,再用力向地上盖去,底部便冲出一个洞来,根据洞的大小,对方要用金刚泥补上。溪沟里还有青娃、螃蟹、乌龟,我们常捉来当玩具玩,那时候的人是不吃这些东西的,可现在的人什么不吃?我总觉得,这不好,我们要与动物、植物相伴而行。溪水最终经电厂流入沅江。上学,或到新马路买东西,都要从田埂上走过。田埂很窄,雨天很滑,常有人跌倒在田里,满身是泥,好狼狈的。不过现在想来,走那样的路,多有意思。
北面也是一斜坡,有几十座坟墓,再北是五一大队队部,有一个晒谷场,我骑单车便是在这里学会的。队部的后面是山谷,由此下去,可到电厂,到沅江大堤。队部东面,也有一个鱼塘。
从豆腐社进来,有一条较宽的煤屑路,可走板车,曲曲折折直到我家楼下。两旁有三四户农舍,农舍的安排都一样,前面有一个小坪,后面有一块菜地,有两家是土砖房,有两家是木板房。我想,要是这几家农舍还在的话,好好打整一下,还真是一个宝物,可那时候,没有人看得起。
我家楼前有一块小小的空地,约三十平方,我把废弃的竹扫帚拆开,编成网,拦成一个圈,这便是我的菜园。种辣椒、丝瓜和青菜等。松土,除草,施肥,浇水,都是我自己一人干。春夏两季,每隔十天半月,摘菜回来,母亲有时也奖励我一毛钱,受到奖励的感觉很好。
老码头
老码头是德山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这里有国营大饭店、百货大楼、粮店、菜场、理发店、日杂用品店。大饭店和百货大楼还在,都是两层,都是砖混结构,只是年久失修,残破不堪,现在只能当仓库用,其它的已不见踪影了。
老码头临江,有三个客轮码头:一是长沙班,一是常德班,一是德山班。
长沙班由德山到汉寿、到岳阳、到长沙,每天一班。德山人坐的不多,我却坐了好多回,因为我外婆在汉寿酉巷新镇,每年放寒假,便同母亲到汉寿去。上船的时间大约在五点左右,必须很早就起床。在乡下可骑牛,可划船,可逗狗,是我最喜欢的。在船上吃早餐,我也很乐意,那饭特别香,有一丝丝肉,比家里的饭好吃些。乡下的饭也好吃,也是香,还有锅巴。只有一点我不高兴,每次上船,母亲都要我逃票,说:“机灵些”。我逃过几次票,也被抓过两次,那时家里很穷,真的很无耐。
长沙班码头,像是旧时的遗物,有一条近百米长的老街,宽三米,全是青石板,两边全是木板房,临江的一面是吊脚楼,楼下面有许多长长的木柱子支着,上面有两层,一层是小店门面,二层住人。另一边则是木板的平房,菜店、日杂店、理发店便在这里。这条街老得很,有古意。我怀疑着,老码头老码头,是不是因为有这条老街,且临近码头而得名。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清楚。那年我刚上小学,也是在这船上,船上很多人,有一位中年妇女的钱包掉在地上,我拾起来给了她,可她一句谢谢的话也没有。我对母亲说:“她没礼貌!”母亲却重重地回了我一句:“不管她!”当时,我心里好委屈的:拾到钱包,给了她,真希望她说:好孩子,谢谢你。更希望她能给我一毛钱的奖励,可是没有。那妇女拿了钱包就坐在行礼上,如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母亲那样说话,仿佛是故意说给那女人听的,又像是怪我没有把钱包交给她,我左思右想,不是滋味。
常德班由德山开往常德城,票价一毛,行程半小时,每四十五分钟一趟,坐的人特别多。那时沅江上没有桥,两地的往来只能坐船。
德山班由德山开往对岸的德山街,票价五分,只需五分钟就到,半小时一班,坐的人就少多了。我曾在这船上跳过舞,唱过歌,宣传毛泽东思想。想起那时的做法,蛮有味的,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脑子里也满是政治。
德山街有同学苏开兴、李瑛、汪莉。有一年春节,我到苏开兴家里去玩,我们放冲天炮,我的一支冲天炮射进了编制袋厂的一个仓库,仓库里存放的全是干草,砰的一声,可把我吓坏了,生怕起火,那不得了,因为那条街全是木板房,幸好没有,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玩鞭炮了。
现在这三班客轮都早已停开了,旧时的码头还在,只是冷冷清清的,我每回到老码头,定会在这里坐坐,回想那时赶船乘船的情景,如电影中的画面,一一闪过,真的有往事如烟的感觉。
老码头自然也是货运码头,可以说,是全市最大的货运码头。德山工厂多,人也多,生活用品、生产资料、产成品都是从这个码头运进运出,每天都有十多艘大货轮停在码头上。货物上岸后,没有汽车,搬运工人一车一车地往工厂里搬。河坡上有拖坡机,坡上有一个大的圆的铁盘,坡底也有一个同样大小的铁盘,两铁盘之间用粗的钢丝连着,电机一开,铁盘转动,带动钢丝向上走,搬运工人有一长约两米的粗麻绳,麻绳的两端各有一铁钩子,上坡时,一端钩着板车的一只脚,一端挂在钢丝上,这样缓缓地上坡来。那时正是学雷锋的高潮,我们这帮孩子常常帮助工人叔叔推板车,这样的日记写了不少。一天做一件好事,一天写一篇日记,这是学校的要求,因而,我们写的日记,千篇一律。
老码头也是一个自由市场。每天早晨,乡下的农民将自家菜园地的菜挑到这儿来卖,工人们也早早地来到这里将一天的菜买回家,街的两旁两三百米,全是卖菜的和买菜的,很热闹。大约每天五点这市场就开始了,八点结束,卖什么的都有。我随母亲买过几次菜,母亲总是让我选菜,让我算账。母亲说:“选菜还行,算账也不错,比哥哥强。”我心里美滋滋的。
老码头百货商店前原有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画像,高约二十米,宽约十米,周围用铁栏杆围着。平地上立这么高的屏风般的大画像,很醒目,也很壮观。毛主席像面对新马路,围栏上镶嵌着几个大的字“毛主席万岁!”背面有用红漆写的一句话:“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只可惜这像不在了,要是在的话,可成为“文革”文物,叫人们记住那个时代。
说到老码头,我还想起另一件事情来。一九八六年,农行守大门的老头子,找了一个老妈子,两人结婚,给大家发糖吃,老头子请办公室李主任为他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图个喜庆。李主任便给他写了:
上联:德山无山老码头下藏深潭,
下联;沅水有水葫芦巷里树铁杆。
横批:都是熟路
老头子也不知其对联的寓意,便贴上了。
我听说这事后,感叹不已。这主任太有才了,把老年人结婚的实景与男人女人的身体结构与常德的地名巧妙地结合起来,写出这么一幅有寓意的对联,实属不易。我的评价是:雅中有黄,黄中最雅!
老码头有同学熊先道、李志刚、丁明、杨全利、汪明进、符祥、潘清、梅其素、杨永毅等。
新马路
新马路,顾名思义,是一条新开的马路。实事上也是如此,从马路两边的山露着的黄土便知道。
新马路是德山最长最宽最亮的一条大马路,从十字路口,到老码头,大约三公里。晚上,只有这条路上有灯,其它的地方一团漆黑,与乡下没有两样。这原是沙石路,两边种有法国梧桐,拇指粗细,一人高矮,偶有一辆汽车驶过,便尘土飞扬。现在是沥青路,树也有水桶粗,枝繁叶茂。树长大了,我们却老了。
从新马路向老码头走,左边依次是德山车站、邮电所、新华书店、无线电厂、电影院、税务所、张家湾、工程公司、三滴水饮食店、理发店、百货店、食品店、药店、照相馆、电机厂、肉食水产公司、农用物资转运站、玻璃厂、粮油加工厂,最后是百货大楼。右边依次是农机站、豆腐社、五金加工厂、物质供应站、银行、服装厂、搬运社、二工段、水电八局、卫生院、办事处,最后是大饭店。
车站不大,没有一辆始发车,只有路过的车辆短暂停留。无线电厂的厂牌悬挂在巷子入口处,厂在巷内五十米,生产二级管、晶体管什么的。厂子小得很,只有一栋三层楼的房子。这巷子的两旁全是平房,同学刘忠敏、阮才富、朱颜群住在这里。厂的后面有四五个堡垒,上面还留有子弹的痕迹,三百多米长的战壕,是当年抗日时修建的。厂的前面是一片荒山,只有零星的几家农舍。
新马路有许多商店,我去得最多的是食品店,每月都要到那里买盐,打酱油。盐是一包包的,酱油是散打的。母亲给我一毛钱,我打七分钱的酱油,落下三分钱。隔壁的琴琴知道后学我,可他太贪心了,只打三分钱的酱油,落七分钱,酱油太少,他便加水,他父亲做菜时,发现不对头,便逼问他,他不得不承认加水的事,结果挨了一顿打。我暗自好笑,他没有我聪明。
还有一个秘密,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有一次店员找给我的三分钱,有一枚掉在地上,滚到柜台下面去了。柜台是木制的,有脚,柜子与地面有两三厘米的间隙,钱进出了很难找。我双膝跪在地上,脸也贴在地上,用一根细棍子掏,结果从下面掏出来两毛钱,全是硬币。有五分的,两分的,一分的,这可是一笔大钱。当时一分钱可买两颗糖,两分钱可买一包姜,三分钱可一根油条,四分钱可买一支绿豆冰棒,五分钱可买一两小花片,或一两姜豆根。用这钱买了东西,有时也分给小朋友吃,我在同伴中的地位自然就高了。以后,每隔两三个月,我便假装掉了钱,再找钱,总有收获。那时的我,不缺钱。
莲花池
从十字路口向西去,是莲花路,五百米便到莲花池。右边依次是车站,车站过去便是山体,约十米高,有几颗大树,山坡的草长得很茂盛,山坡上便是堡垒和战壕。再往前走便到了莲花池。这儿有国营废品收购站、饮食店、食品店、日用品店等。同学梅琪刚、王子熙住在这里。再往前走便是棉纺织厂小学和厂大门。左边一间房子也没有,却有两个大鱼塘。一个有一百多亩的水面,一个小一些,也有几十亩。莲花池的对面有一条路,由此去,可到莲花池小学、德山医院、水电八局,最末是火葬场。
莲花池小学前有五颗参天大树,其粗细要两人合抱,高不可攀。同学官浪平在这小学当过老师。同学刘磊、刘军、李湘萍、李长缨住在德山医院。同学廖奇志、黄继东、代湘洪、黄雅莉、刘惠芳、冯丽雅、旷国华、孙国英、周志英、王翠英、王敏、王建群住在水电八局。
刘磊是我最好的同学,他虽长得粗壮,但心思很细,读书很用功,我比他大,可常常得到他的照顾。高中读书时,我和他睡一张床,两人的餐票没分你我。那年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是那一届考得最好的。放假回来,常到我家来玩,有时还给我带几本世界名著。有一次,我在家里做藕煤,他来了,二话不说,就做了起来。做藕煤是个体力活,我个头小,很吃力,他做了一多半。他做人,做事,读书,都不错,我母亲很喜欢他,说:“要是我有女儿,就嫁给刘磊。”这话我母亲当着刘磊也说过。刘磊还做了一件事,叫我感动一辈子。
他十八岁生日时,在北京读书,不能回来,他特地给他父亲写了信,要他父亲在他生日的那天,请我到他家里吃饭。那天我去了,并要二哥谭国在酒厂打了十斤散装回糟酒带去。他父亲喝后,连夸:“好酒,好酒!”那天我也喝了不少。他父亲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你和刘磊是好朋友,你们之间应多说缺点,才是真朋友。”那时他是棉纺厂子弟小学的校长,他还把一件真事当笑话说出来,他说:
“三年级有一位班主任姓王,班上有一位姓王的学生,其父亲是车间主任,管一两百号人,王老师的一位亲戚在他车间上班。开学报名时,王老师见王学生的作业不是自己做的,是大人的笔迹,名是报了,她还觉得应做点什么,晚上便到王学生家里去家访,正好主任、主任老婆、学生都在。她的本意是表明自己有责任心,要把孩子教好,请家长放心,同时也想与主任套近乎。可话没有说圆滑,让主任听成了‘家长帮助小孩做假’,主任老婆很不高兴,主任更是气大,扬起手来,打儿子,儿子一躲,一耳光重重地打在老师脸上。老师挨了打,气冲冲地到我面前诉苦,我也没有好办法,只能安慰她几句。后来想,这个主任有意思,他到底是想打儿子呢?还是想打老师?这真弄不明白。”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说话。
李湘萍,一位女生,给我的印象很深。条子好,皮肤白,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轮廓分明,还有长长的发,明眸的眼。我最喜欢听她说话,细声细气的,柔而不娇,很有味,很有女人味,可惜和她接触不多。她与同学郝国栋结了婚,后来又离了,现在不知怎样,我还惦记着。
每次走到莲花池,我便想起了同学贺雷。一九八一年,他考上了飞行员,请客,有刘磊、赖清亮、梅琪刚、夏静时和我。赖清亮也住在这里,他与贺的父母都很熟,上桌时,他对贺母说:“给我拿大杯子。”他自认为酒量大,在贺家不用讲客气,同学在一起,喝酒要尽兴。大家看他这架势,都不敢坐在他旁边。我说:“我酒量不大,陪你喝两杯。”结果两杯还没有喝完,他说自己胸闷头昏,要上厕所。厕所在楼下,可他刚走到楼梯边,就倒了,撞得满脸是血,大家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我的酒也喝多了,也有同样的感觉,他的事自然管不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家的。第二天听说他撞掉了大牙,我就觉得好笑。后来又听说,赖母还找贺母吵了一通,这是后话。从那一别,与赖清亮从未谋面,不知他的门牙后来长出来了没有。
苏家渡
从十字路口向东,或从老码头顺江堤走,经石油库、消防队、电厂、造纸厂、洞庭制药厂、锦纶厂、冻肉厂到苏家渡。苏家渡是一个小集镇,只有一条小街,长两百米,路面是青石板,两旁是木板房。这地方人少,特安静,我喜欢。同学徐远德、向小燕、卜莉、谢红艳、黄正初、蔡漫君、兰宗娟、鄢九元住在这里。工行有一个储蓄所,我去过,屁股大一个房子,里面和外面都没有多余的空间。员工上班,提着钱箱就来了,下班,提着钱箱就走了,没有押运,可见,那时的社会治安很好。一同进银行的陈晓龙、周佐玉在这儿上过班,他俩后来结了婚,可后来又离了,不知为什么?
德山往事多得很,是一部历史,我何以说得过来,我所说的不过九牛一毛而已。在我的记忆中,德山处处有山,山都很平缓,山上有好多树,好多草,好多花;处处有水,水面都很大,是荷塘,是鱼塘,是堰塘;处处有田,小小的绿绿的,或方或扁,秋天时,稻谷成熟了,一片金黄,很好看;处处有菜地,南瓜、冬瓜睡在地上,丝瓜、苦瓜吊在架上,绿的青菜、红的辣椒、紫的茄子,一行行,一片片,如诗一样的画,这就是我心中的德山!
         
                   谭杰
                 2015年11月12日

     
发表于 2018-11-20 15:28:36 | 显示全部楼层

德山往事多得很,是一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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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1 19:27:13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文好图!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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